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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27(第10页/共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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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① 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② 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 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①① 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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