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14(第2页/共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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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③。由上可见，从我国沿海地区由海道赴朝鲜、琉球、日本以及陆道去朝鲜等东方邻国或地区者，不仅时间甚早，而且人数不少，秦汉时为尤甚，足见秦汉的对外水陆交通确有发展。海上的交通工具从秦汉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发达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时海运之发达。

    我们知道，海运离不开大船，而且这时的运输船只，往往同战船不可分割。一般说来，当时的战船已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叫做楼船，为载兵水战之⑤ 《后汉书·顺帝纪》。

    ① 《史记·封禅书》。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后汉书·东夷传》。

    ④ 详见《汉书·朝鲜传》及《后汉书·东夷传》。

    ① 《后汉书·王景传》。

    ② 《汉书·朝鲜传》。

    ③ 《后汉书·东夷传》。

    船；还有“戈船”，也是武装战船；有的叫“先登”，相当于冲锋船；有的叫“斥候”，相当于侦察船；更有的叫“艨冲”，也是战船的一种；此外，还有赤马扶船和重武装船——“槛”④。战船名目之多，不仅见其分工之细，亦可见其建造之精。又《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官殿疏》，谓汉武帝曾造大船，有一种被称为豫章大船的，可载万人，船上有宫殿。又《释名》谓汉代船只有二层、三层、四层之分，二层者谓之“庐”，三层者谓之“飞庐”，四层者称为“爵室”。景帝时的吴国，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①；汉末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因以帛饰其兰槛，故名②。三国人张揖的《广雅》，谓两汉三国时之船，有艆、舟、艧等不同名目的航海大船③。造船业的发达和船名之多、船只之大，既是海运发展的条件，又是海运发展的结果。

    秦汉时期在交通发展上的历史性成就总之，秦统一中国后，为国内外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秦始皇建的驰道与直道，为汉代的国内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西汉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天水、陇西、金城、河西走廊，渡玉门关与阳关而通西域，远至地中海滨。自长安向西北经云阳、安定而至北地；向北则自栎阳、上郡、西河，以达五原，均为战略路线，在同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由长安向东北，则自华阳渡河，至河东，经太原，再北至于燕、代。自长安向南，自郿以南为斜谷道，自陈仓以南为陈仓道，由杜陵而南为子午道，三者皆会于南郑，再经剑阁而入巴蜀。自长安向东，经函谷关而达洛阳，再东达于海滨。从洛阳折而东南行，可抵江淮；折而南行，经登封、方城、南阳，可达江汉；转而北行，渡河抵幽、冀。其中河西走廊之张掖，又是一个交通中心，从这里向北，可达肩水、居延，有驿道、亭、隧之便；向南经大斗拔谷，可入青藏。东汉因之，无多变化，唯中心由长安移到了洛阳。通西域之道，自和帝以后虽有阻绝之势，但沿海的海上交通却代之而兴，可远通大秦、安息、印度，又可南下南海诸国，东至朝鲜、日本；内地航运也随之兴盛，为三国以后水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在国内外水陆交通方面的成就，形成如此四通八达的局面，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④ 均见刘熙《释名》。

    ①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 《后汉书·公孙述传》。

    ③ 据王念孙疏正本。

    第八章户籍制度户口版籍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社会人口的手段。有了它，就有了制定法令、征发徭役、课取赋税和分配权力的依据，更有了加强控制、防暴止乱和彼此监督以巩固统治的基础。因此，商鞅主张“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①。东汉人仲长统也说为政之道，必须“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②。三国时，魏人徐干的《中论·民数》讲得更明白，他认为官府掌握“民数”，目的在于“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以此之故，治秦汉史实有研究其户籍制度之必要。殷周户籍之制，已很渺茫。后世行之者，大都上承商鞅变法后之秦制。因而研究秦汉户籍制度，更有明历代户籍制度渊源的作用。

    ① 《商君书·境内》。

    ② 《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提益》。

    第一节秦的户口版籍之制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 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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