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呈黄褐和棕红色,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光滑平整。但是汉墓中发现的铅釉陶全是明器,无实用器物。这可能跟它的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有关。从化学成份上看,这种釉药主要含氧化铅(约65%)和氧化硅(约30%)及少量的金属氧化物着色剂,是一种低熔点(约700℃)的硅酸铅玻璃物质。它的主要原料同古代炼丹家使用的丹药原料十分相似,说明铅釉的发明和发展与古代的炼丹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原始瓷秦代的原始青瓷,是1977 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的。它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胎、釉原料不同,器物成型方法不同,品种和装饰也不同。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三百年间,原始瓷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东汉中、晚期发展为瓷器,其烧制技术已基本成熟,从而开创了我国陶瓷生产的新阶段①。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瓷窑遗址出土青瓷片的分析,制瓷原料采用窑附近的瓷土矿,烧成温度已达1310±200℃,釉料中含氧化钙15%以上,着色剂氧化亚铁(FeO)的含量为1.26%,三氧化二铁(Fe2O3)的含量为0.58%,其还原比值为2.17,表明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釉呈较为纯正的青色,没有流釉现象。瓷胎的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基本相同,说明东汉时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掌握了复杂的青瓷烧成技术。东汉瓷器的主要品种是青釉瓷和黑釉瓷,主要产地在今浙江的上虞、慈溪、宁波和永嘉一带。新出现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22 页,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十节玻璃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西周时就自创了与西方古代玻璃组成迥异的铅玻璃。战国时玻璃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玻璃珠串即为实物证据。作为文字旁证,公元前四世纪的《庄子·让王》及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多次提到:“隋侯之珠”。对于这种玻璃珠的制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云:“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秦汉时期的玻璃制作技术大概掌握在炼丹家手里,主要是伪充真玉,或供服食之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自汉代起,又不断有质量较高的外国玻璃输入。《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出虎魄、壁流离。”与此同时,西方的玻璃技艺也传入中国。
第十一节漆器漆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使用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髹饰食器或祭器。到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髹漆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商人在“通邑大都”,可以经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于制漆用“阴室”的记载。漆汁在阴湿条件下聚合成膜后容易干涸,而阴室的建立正是为此创造条件。本世纪以来,各地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漆器,便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名贵的漆器,其价格远过铜器,《盐铁论》说:“一文杯得铜杯十”。
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看,当时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序顺次相接,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
漆不仅用于漆器,他如船只、建筑物等,也常用漆来保护并增加美观。
由于漆的广泛应用,漆树种植面积很大,种植者亦极富有,《史记·货殖列传》载,“陈、夏千亩漆”,其人与“千户侯等”。
第十二节酿造秦汉时期的制曲技术有明显提高。汉代扬雄的《方言》里,已经出现了许多种曲的名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饼曲也”。饼曲至今仍是通用的酒曲,而秦汉时就已开始制造。秦汉时期酿酒工艺有一个重大革新,即酿酒单独用曲,初步形成了我国酿酒的独特体系。《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这不仅是最早记录酿酒单独用曲的配方,而且是关于酿酒原料与成品比例的最早记载。秦汉时期的酿醋、作酱工艺也有较大发展。《齐民要术》引汉人所著《食经》说:“作大豆千岁苦酒(醋)法:用大豆一斗,熟汰之,渍令泽,炊。暴极燥,以酒醅灌之。任性多少,以此为率。”据此可知,我国以酒酿醋的方法至迟应起源于汉代。《齐民要术》还引汉代《食经》中的“作麦酱法”云:“小麦一石,渍一宿,炊。卧之,令生黄衣。以水一石六斗,盐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