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是世家大族按经济与政治的实力,将被品评者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依次分享做官的权利。由于东汉世族地主控制了诏举、岁举等所有仕官之路,所以权力相对地集中到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从而产生出统治阶级中的特殊阶层——门阀。
② 仲长统:《昌言》。
③ 王符:《潜夫论·论荣》。
④ 《后汉书·党锢传》序。
⑤ 《意林》引《政论》。
① 《意林》引《典论》。
第三节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反宦官斗争宦官的残暴统治,加深了东汉社会的政治危机,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东汉政权犹如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延熹六年(公元163 年),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①“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严重恶果和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地主阶级一部分在野名士,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地避世。而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正直官吏对宦官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太学生的拥护和支持。
太学生绝大多数是官家子弟,质帝以后已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大队伍。“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②。因而同官吏士大夫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生不仅是官吏地主的子弟,而且是官吏的后备军。汉质帝时曾明确规定:太学生“岁满课试,拜官有差”③。然而到桓帝时,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④,堵塞了太学生当官的道路。太学生中一部分人面对东汉皇朝日益衰败的趋势,与官吏士大夫有着共同的认识。如太学生刘陶向汉灵帝陈当今要急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①。太学生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宦官是“刑余之人”,地位卑贱,羞于与阉党为伍。由于上述原因,太学生们自觉地同反宦官的官吏士大夫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抗宦官专政的力量。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上书奏,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②。另外,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后汉书·党锢传》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① 《后汉书·陈蕃传》。
② 《后汉书·儒林传》序。
③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
④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① 《后汉书·刘陶传》。
② 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口易记。官吏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以颂扬他们的节操。除此以外,在反宦官的官吏集团中又有所谓“三君”、“八俊”、“八及”等雅号。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①。清议在当时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在朝的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桓帝时,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侯览罪恶昭彰,桓帝只好免去他的官职了事②。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悺、左称皆畏罪自杀③。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是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其躲藏的地方搜出,审问毕即行处死。这件事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自此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④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太学生同正直的官吏结成了可靠的同盟。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 年),冀州刺史朱穆案验宦官赵忠葬父僭为“玉匣、偶人”,这在封建社会乃是僭越“天子之制”,该当治罪,因而“收其家属”,但把持在宦官手中的桓帝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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