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①东汉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长统所指出那样,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②他们为所欲为,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了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新皇帝后,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专政,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位加官侍中,“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甚”。出入宫廷,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许多地方大吏常由窦氏擢拔,“刺吏守令多出其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令百官总己以听”,“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① 《后汉书·宦者传序》。
② 《续汉书·百官志》三。
① 《后汉书·朱晖传附孙朱穆传》。
② 《昌言·法诫》。
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①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弄权不满,但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 年),他用中常侍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除窦氏集团在太后身边的党羽,下令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归封国,迫令自杀,窦氏宗族宾客都免官放归本郡。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②。
公元105 年,和帝二十七岁死。其子刘隆(殇帝)立,次年八月又死。
邓太后及兄邓骘掌政,立和帝侄刘祐(十三岁),即安帝。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尽管如此,邓氏一门,仍权倾朝廷。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邓骘以弟被告谋逆受株连,遣就国,自杀,邓氏势力破败。安帝重用宦官李闰、江京,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也在朝居位,短暂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公元125 年,安帝三十二岁死。废太子刘保十一岁,宫人李氏生,不得立。“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③,乃与阎显等迎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少帝),但不终年而死。其时宦官孙程等十八人聚谋,共斩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迁,阎氏倒台。孙程等皆得封侯,宦官权势大为增长。安、顺帝时期的宦官能随意寝奏,矫诏。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请废除“大臣得行三年丧”的规定,而尚书陈忠以为不可,上疏争辩,“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①。《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杨震上疏切谏。中常侍樊丰等见帝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寝章、矫诏,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可谓弥天大罪,宦官竟可随意妄行,这是宦官势力大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顺帝死后,外戚梁氏掌权。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二岁,公元144 年)、质帝刘缵(八岁,公元145 年)、桓帝刘志(十五岁,公元146 年),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梁冀所立质帝聪明,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遂被梁冀毒死。冀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百官迁召,须先到冀府谢恩,然后方敢至尚书台言事。梁冀擅权二十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②梁冀毒死质帝后,以议立帝事询问朝臣。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均以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议可立为皇帝。而梁冀一党则以蠡吾侯刘志娶冀妹,坚立拥刘志即位。双方争持不下,梁冀气势汹汹地要挟。胡广等人恐惧,均改口说:“惟大将军令!”独李固、壮乔坚持原议,结果李固被诬陷致死。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四年中,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梁冀擅权时,强占洛阳周围黄河南北大片土地,“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在洛阳城西修建兔苑绵连数十里,到处调发活兔,兔刻毛为记,误杀者罪至死。冀犹未满① 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② 《后汉书·宦者郑众传》。
③ 《后汉书·皇后纪》下。
① 《后汉书·陈忠传》。
②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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