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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9(第2页/共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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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植物等土特产,如毛织品、胡桃(核桃)、石榴、胡萝卜、胡豆(蚕豆)、大蒜、苜蓿等陆续传到中国。《汉书·西域传》载:大宛王“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唐颜师古对此作注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宿者,皆汉时所种也。”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安息国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又名安息雀,即鸵鸟)赠献给东汉朝廷。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也传入中国。史称: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其道者。”③当时,到达条支海滨的使臣甘英想远赴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受阻于安息人,未达目的。但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使东汉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于汉”的愿望。汉对大秦的社会情况也已有所了解,知道大秦是一个“土多金银奇宝”④的西方大国。“丝绸之路”从西汉一直到以后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南海交通。汉同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的友好往来① 《汉书·李广利传》。

    ② 《汉书·西域传》上。

    ③ 《后汉书·西域传》。

    ④ 《后汉书·西域传》。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渐开发。南海是泛指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等国而言。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汉书·地理志》载,由徐闻、合浦或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约五月可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又船行四月可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再船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指泰国古都佛统);由这里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东海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及循原路而归。回程时,或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岘港)①。据此可知,当时南海航线的走向大致是:从徐闻、合浦等地启航后,沿着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到西岸今缅甸的一个港口再乘船,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返航。汉使南行多伴随有应募的商人。他们带着“黄金、杂缯(丝织品)而往”,“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沿途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至国皆禀食为耦”①。不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业贸易的性质也很明显。这种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汉代,每年不仅有大批中国人南下西去,亦有东南亚和印度洋各邦国的商人、使节东来。当时,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活跃而较为密切的。西汉平帝时,远在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即受汉厚赠,并“遣使献生犀牛”②。东汉初期,中国的一些农具制造技术和牛耕传到越南。如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③。越南人民也倾慕中国,元和元年(公元84 年)春,“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④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内)邑豪到中国,赠送生犀、白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 年),叶调(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王便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帝赐金印紫绶。现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汉代文物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时,与地处缅甸东部一带的掸国交往更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 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⑤永宁元年(公元120 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⑥永建六年(公元131 年),“掸国遣使贡献。”⑦汉代,我国南海航路一般达到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尚需安息、天竺等国中转。甘英由陆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① 关于《汉书·地理志》所载汉使航程及各国地望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8 月版)及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 年5 月版)。

    ① 《汉书·地理志》下。

    ② 《汉书·地理志》下。

    ③ 《后汉书·循吏传》。

    ④ 《后汉书·章帝纪》。

    ⑤ 《后汉书·和帝纪》。

    ⑥ 《后汉书·安帝纪》。

    ⑦ 《后汉书·顺帝纪》。

    达波斯湾即被劝阻返回。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断,安息与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转作用。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①其王“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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