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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7(第4页/共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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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食的降价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③认为应该把吸引民众重视农业作为当今首要任务。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提高粮食的价格,对于能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号令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边塞粮食充足了,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贾谊、晁错的主张,对于文帝奖励农业生产,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① 贾谊这篇言论即著名的《贵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上。

    ② 《史记·律书》。

    ③ 《汉书·食货志》上。

    文帝十二年,宣布免去当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十三年。这说明官府掌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农民的处境也暂时得到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①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前元元年(公元前156 年)正月,下诏准许民户由耕地缺少的地方迁到耕地有余、水利条件好的地方。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因而汉代农民的负担比前代明显减轻。七月,禁止官吏贪受财物,贱买贵卖。

    后元二年(公元前142 年)四月,下诏不受郡国贡献锦绣等奢侈物品,以省徭赋,“欲天下务农桑,谷有蓄积,以备灾害。”①对官吏贪污渎罪者,治其罪。

    后元三年正月,诏令郡国务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文景时期,在法律上也有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用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此后数年中,又诏除诽谤妖言法,令列侯、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废除肉刑。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又规定被判处犯罪而不服者可以申诉核实定案,即使申诉不当也不为过失。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①之说。

    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对农民也不无好处。因而户口繁息迅速。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②。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上升。旧史所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增殖”③,可说并非十分夸大之词。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大大增强了西汉的国力,为西汉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时期得到最多的是地主和商人。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阶级矛盾。

    汉与匈奴、南越的修好文景时期,边境的民族关系比较好,这对促进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上升,都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汉与匈奴的关系。汉初,冒顿单于新立,恃其强盛,攻灭东胡,又西击走月氏。他利用中原兵革连年的局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万”①,威服诸国。高祖① 《史记·孝文本纪》。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

    ③ 《汉书·刑法志》。

    ① 此段有关匈奴的引文,见《汉书·匈奴传》。

    七年(公元前200 年)冬,匈奴军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汉兵追击,冒顿用计诱汉军,致使高祖受困七日。九年冬,高祖派刘敬与匈奴和亲。这是西汉和亲的开始。

    吕后时,冒顿单于自恃武力强盛,蔑视汉朝军事实力,写信给吕后,措词甚为不恭。在群臣中,樊哙提出,派他将十万军可以横行匈奴境内。中郎将季布坚决主张国家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派大军作战是动摇天下,斥责樊哙是当面欺骗。吕后采纳了季布的意见,派官员送国书,表示继续与匈奴修好。冒顿单于得书后,也派使者表示道歉,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双方互以车马赠送,同意和亲。

    文帝时,匈奴更强大。单于致文帝信中,自诩“吏卒良,马力强”,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时老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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