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公元前27 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
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 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两汉之际,文齐作益州郡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甚得其和”,且发动各族人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①。时值公孙述据蜀,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述并“拘其妻子,许以封侯”,要挟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各族拥护之下,抵制了公孙述的威胁,派人到内地与东汉取得联系,使益州郡始终保持在统一的版图内,而经济的发展未受国内战争的影响。东汉明帝时,郑纯任益州郡西部都尉(驻今云龙县旧州)。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因此升任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②郑纯执行了不作过苛索取的政策,缓和各族矛盾,受到各族的拥戴,从而带来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帝时,张翕为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深得“夷人爱慕”③。② 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 《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 《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 《后汉书·西南夷传》。
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在民族间的纷争较少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西汉中朝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已经占一定数量,有锛、剑、削、铜柄铁刃斧等,共九十二件。贵州清镇、平坝发掘的同时期墓葬中,也发现了铁制的犁、锄、斧、刀、剑等④。东汉时,西南夷中一些地方的铁矿已直接被开采,用以就地制造铁工具。据《汉书·地理志》载,西南夷地区共五郡,只有犍为郡武阳、南安产铁,设有铁官;《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西南夷地区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凉山州冕宁)、会无(今四川凉山州会理),益州郡滇池(今云南晋宁),永昌郡不韦(今云南保山)等县产铁,并设有铁官,比西汉时产铁的地点大为增多。至于铜、锡、铅矿的开采范围,则比西汉更加扩大。滇池周围地带成为更加富庶的地方,“居官者皆富及累世”①。夜郎、哀牢、邛都的部分地方的物产,也较西汉时期增多。
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②。通过兴办学校,让当地夷族子弟入校读书,以改变其文化生活面貌。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入内地“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③。
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阶级剥削既然是一种必然现象,民族压迫也不可避免。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郡县既任命太守、令长、长史,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太守、令、长等往往赋敛烦苛,又不能与当地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
④ 见《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1 期。
① 《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 《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 《后汉书·西南夷传》。
第七节蛮与越蛮的主要分支蛮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槃瓠、廪君、板楯,是蛮的三个主要分支。
槃瓠蛮因以神犬槃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武陵郡的沅水有雄、樠、辰、酉、武五条支流,称五溪,故聚居于当地的蛮族又有“五溪蛮”之称。史称槃瓠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其人多居住山地,从事粗放农业,并与邻近民族有一定的交换关系,“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有家庭手工业,“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①。能织木皮为布,以草实染料,衣服五色斑斓。秦汉时,槃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邑君、邑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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