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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2(第7页/共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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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凤凰山汉简公元1973—1975 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8、9、10、167、168、169 六座西汉墓中，共竹简548 枚，木简74 枚，竹牍1 方，木牍9 方，共4000 余字，全部属早期隶书，约抄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这批简牍多数是“遣策”，所载随葬品的类别、排列次序、数量等，与椁内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属于文书、契约、账目类的竹简170 枚，木牍5 方，出土于9 号墓、10 号墓，内容涉及田租、算赋、刍稿税、徭役、贷种实、乡里收支账目等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有“告地策”竹牍、木牍各1 方，分别出土于168 号墓和10 号墓。据牍文所载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推定168号墓死者是“市阳五大夫■少言”，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10 号墓死者是“平里五大夫张偃”，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 年）。6.扬州汉简两批。一批是邗江胡场5 号西汉墓。共木牍13 方，内容为神灵名位牍、日记牍、文告牍、丧祭物品牍。另有记载随葬器物的木签6 枚、木觚7 枚。另一批出仪征胥浦101 号西汉墓，有“先令券书”竹简16 枚，赙赠木牍、木觚各1 方，木牍衣物券1 块。“先令券书”是墓主朱夌临终前夕所立遗嘱文书。立嘱人、代书人、证人，一应俱全，显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遗嘱，在汉代简牍中甚为罕见。
此外，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古籍残简多种。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40 号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等古籍残简多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 号西汉墓出土似为兵书佚文残简多种。
秦汉石刻秦汉石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记和石经。从北宋以来一直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著录数以千计。一般称“秦刻石”、“汉代石刻”或“汉代碑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时，都立纪功刻石。除碣石刻石可能是摩崖刻石以外，其他都是碣刻。现在仅存《琅琊刻石》残块和《泰山刻石》残片，还有后世仿刻的之罘、碣石、会稽三石拓本。
汉代石刻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西汉时期不多，传世仅见《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等数石。东汉石刻以碑刻和摩崖石刻为大宗，刻文内容除了仍以纪功颂德为主以外，还出现许多记事碑和契约性质的碑刻。专门用于墓葬的墓碑、墓记和专门用于刊刻经籍的石经，也在东汉时期出现。褒斜道石门上的《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伯邳生平碑》，以及《刘平国碑》、《西狭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都是有名的纪功碑。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碑文记述祭孔盛况及修饰孔庙等活动，属于记事碑刻。公元1958 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记述张景包修土牛等设施，也属于记事碑性质。券约碑刻则以1973 年偃师出土的《侍廷里 约束石券》最具特色。石券记侍廷里二十五个父老成立里“ ”，敛钱买容田的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刻石以为约束。公元1966 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和传世的会稽买山地石刻，也属于这一类。但不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碑刻，它们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墓碑立在墓前。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墓内石壁，或刻于墓前石祠。刻记死者姓名、官职、生卒年月，以及对死者的悼词或颂辞；而且经常采用韵文形式造句。最著名的墓碑是《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立，公元1973 年发现于天津武清县，同时发掘鲜于璜墓。碑座为长方覆斗状，碑身高242、宽81—83、厚12 厘米。碑首圭形，题额居碑首正中，下方一圆穿。额文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个大字。题额两侧刻青龙白虎各一。碑阴额首刻一朱雀。碑身两面刻文，皆隶书。正面碑文记述鲜于璜的生平经历、死亡年月，附以颂辞；碑阴刻长篇四言韵语，末附其家族世系。碑阴的这种文式，在汉碑中尚属少见。墓记出土很多。公元1929 年洛阳出土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公元1973 年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记，公元1980 年邳县出土的缪宇墓记，公元1980 年嘉祥宋山出土的安国墓祠题记，和公元1973年苍山出土的元嘉元年（公元151 年）墓记是其典型。苍山元嘉元年墓记还是一篇很优美的韵文作品，对研究当时的音韵、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刻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 年）。魏正始年间，又刻“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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