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20(第13页/共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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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法，在韩非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主要位置。在韩非看来，法是全国臣民行动的准则。有了法，行动才能有统一的步调。他说：“一民之轨，莫如法。”他认为如果依法行事，就能消除人间的不合理现象，社会秩序才会稳定。“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他还认为，如果按法行事，就是受到惩罚的人，也会心安理得。“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否则，“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①。

    实行法治主要靠赏罚。在韩非看来，绝大多数人不会自动为善，必须利用人们趋利避害、喜欢受赏而害怕受罚的本性，君主只要运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臣民。他把赏和罚看做重要的统治工具，称之为“二柄”。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赐）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赏罚的权柄要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君和臣共掌赏罚大权，禁令就行不通，所谓“赏罚共则禁令不行”②，还会出现像宋国司城子罕劫宋君，齐国的田恒杀齐简公那样的事。

    法治的对象是广大的臣民，与术只用于臣下者不同。依照韩非的看法，除了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①。

    韩非为了说明法治的历史根据，从先王中找出一些事例。《说疑》：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

    他主张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不论亲疏贵贱，只要按法行事，立下功劳，就可担任官职。“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②。这一主② 《说疑》篇。

    ③ 《八劫》篇。

    ① 《有度》、《守道》、《外储说左下》、《用人》等篇。

    ② 《二柄》、《外储说右下》。

    ① 《有度》、《主道》篇。

    ② 《显学》篇。

    张，有利于打破世袭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便于新兴封建地主分子参加各级政权，对发展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

    法治的精神更重要的，在于罚，而且是重罚。《五蠹》篇说：“十仞之城，楼季（战国时魏国善于攀越的人）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类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韩非认为，人都有量敌而进，计利避言之心，谁也不职冒着最大的危险去博取一点微利。英明的君主就应利用这种心理，实行严刑峻法，使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他说：“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则身不全；贲（孟贲）、育（夏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又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妨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①韩非的法治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方面，主要是提倡“耕战”。《韩非子》中虽没有专章论述，但全书却贯彻着耕战的思想，如果说，商鞅是实行耕战政策的政治活动家，那么，韩非就是宣扬耕战政策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国家富足要靠农民，抵抗敌人要靠军队，“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要作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在他看来，耕战的政策是国富兵强的根本。不实行耕战政策，会使国家贫弱乃至危亡。他说，国家的兵弱地荒是由于“言耕者众，执耒者寡”，“言战者多，被甲者少”。“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②为此，他对于有害耕战政策的人攻击得非常猛烈。在《六反》篇中反对所谓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说他们是“奸伪无益之民”。在《五蠹》篇中斥责“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的学者、讲纵横的言谈者、带剑的侠士，患御者（怕服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他们为“五蠹”。他认为君主不清除这些对耕战有损的社会害虫，国家就有破亡的危险。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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