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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18(第15页/共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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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是针对当时大量人口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④的劳动力危机问题。他曾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⑤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得民”的效果,是要使“效死而民弗去。”⑥孟子于“政在得民”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⑦他把人民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⑧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是无所谓③ 《滕文公上》。

    ④ 《滕文公上》。

    ⑤ 《梁惠王下》。

    ⑥ 《梁惠王下》。

    ⑦ 《梁惠王下》。

    ① 《尽心上》。

    ② 《离娄下》。

    ③ 《梁惠王上》。

    ④ 《梁惠王上》。

    ⑤ 《尽心下》。

    ⑥ 《尽心下》。

    ⑦ 《尽心下》。

    ⑧ 《尽心下》。

    变换的,而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的国君,乃至天子,都可能变换。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⑨《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要求国君行仁政和重民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君权。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①但在他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的思想。性善论孟子仁政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②这种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良知”,是生下来就具有的“善性”。“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③人心中的这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也就是四种道德品质,所谓“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人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④他把这种“善端”比作人的四肢,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⑤。”也就是说,这四种“善端”和肢体一样是作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凡是没有这四种“善端”的人,都被孟子看作“非人也”⑥。这些道德品质,不仅是人人具备的,而且“仁义礼智根于心”⑦,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①的先天本性。这就走上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道路。但孟子也认为环境和教育对人有影响。他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②孟子还宣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③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及其存心、养性、事天的认识目的,又把人性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天人相应论”。自然他教人注意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④,也有他的积极面。但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⑤“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⑥,就钻进神秘主义的死胡同了。⑨ 《尽心下》。

    ① 《离娄上》。

    ② 《尽心上》。

    ③ 《告子上》。

    ④ 《告子上》。

    ⑤ 《公孙丑上》。

    ⑥ 《公孙丑上》。

    ⑦ 《尽心上》。

    ① 《告子上》。

    ② 《滕文公上》。

    ③ 《尽心上》。

    ④ 《滕文公下》。

    ⑤ 《尽心下》。

    ⑥ 《公孙卫上》。

    孟子在《离娄上》对仁义礼智的解释,突出仁义的地位,礼智的作用是在加强仁义的重要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他又以儿童“天生”的“爱亲”、“敬长”来说明仁义是天下通行的品德。“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⑦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反复强调的“根于心”的“四端”,主要是仁义之端。而他所说的仁义,其实际内容又是儒家所强调的忠孝:“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⑧这就显示出孟子要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亲亲”、“尊尊”的道德原则。孟子特别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在《滕文公下》,痛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也是从尊君、亲亲的角度来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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