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15(第6页/共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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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 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②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①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 《左传》，昭公元年。

    ① 《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的三项改革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 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 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13 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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