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13(第8页/共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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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代山东鲁国睢水泗水一带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宋作为殷商之后，春秋时还保存着一些原始的野蛮的风俗习惯，如人殉与人祭。但春秋时，包括宋国在内，也有一些开明的人对于这些原始野蛮风俗已表示反对了。当时司马子鱼就劝谏宋襄公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御之？”他的意思是说：六畜不相为用，在祭祀马神时就不用马作牺牲。这大概是图腾所谓“禁忌”。小事，就是小的祭祀，不用牛、羊、豕等“大牲”。他还说，民，是神的主人。既然如此，那么用人作为牺牲，自然是神所不能接受的。司马子鱼已经具有这种开明的进步思想，确是很难得的。但是习惯势力，旧的礼教，往往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的，宋襄公就是属于后一类人。解放以后，曾经在今江苏铜山发现一处由人工堆成的巨石，左右两块巨石相对而立，上面复以一块更大的巨石。遗址上有许多碎乱的人骸，大都被砍去了头。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社，并且可能就是“次睢之社”。《左传》昭公十年说：“（鲁）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这“始”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祭人殉由来已久，在殷墟的遗址里已有大量的发现了。《左传》昭公十一年说：“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用，就是用作牺牲的意思。这就是说，楚国也有这种风俗。宋、杞都是“亡国之余”，在战国诸子书里，往往以宋、杞为愚蠢的笑料，如“守株待兔”、“杞人忧天”等等。虽然事情未必如此，而东夷部落的确保留着较多的氏族社会制度和习惯。时代进步了，所以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39 年，宋襄公举行鹿上之盟（今安徽太和）。《左传》说：“以求诸侯于楚”，就是使楚承认宋为霸主。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他已经感到亡国之祸快要发生了。次年，前638 年，终于发生宋楚之间的泓之战。

    公元前638 年春，郑文公朝楚。夏，宋襄公即伐郑，就因为郑朝楚的缘故。楚人当然不肯罢休。楚成王也立刻发兵救郑，攻伐宋国。大司马子鱼又谏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宋襄公不听。宋为商的后人，故可通称。冬，宋人及楚人战于泓（在今河南拓县）。宋人的队伍已经整整齐齐排列好，等待楚兵的到来。楚人渡河。司马子鱼说：“彼众我寡，及其未即济也，请击之！”公说：不可。楚兵渡河后，尚未整理好队列，子鱼请再出击。宋襄公不允。直到楚人阵成，宋襄公才使出击。结果宋师大败，襄公的屁股上也受了伤。国人都怪襄公。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批评了襄公，襄公不以为然。不久，宋襄公死，宋的霸业也就此结束了。宋襄公的活动，曾受到人们的讥讽，但司马迁却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武丁），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赞美、肯定之意），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公有礼让也。

    这对于宋襄公是采取肯定态度的，大概是在礼让上肯定他的言行一致，肯定他“修行仁义”，而不从军事上的成败立论。司马迁所谓君子之“多”，《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有此说。

    长期不安定的局面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宋长期处于不安定的局面。在国内，宗族间的斗争连续不断。在对外关系上，也要不断依违于晋楚之间。这种情况在别国也不少，但宋却表现得更为强烈。

    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晋国成为华夏诸侯所公认的霸主。城濮之战，就因楚成王围宋，宋求救于晋而发生的。结果是晋胜楚败，宋、卫等小国就倾向晋国。但是楚始终是长江流域的强国，宋、卫等国又不得不采取“二亲”政策，即楚强则亲楚，晋强则亲晋。宋的内政也不得不受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一点，宋和郑国是差不多的，但又有不同，郑国执政始终在“七穆”的掌握之中，即使有斗争，不象宋国那样剧烈。春秋中期，郑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主张改革，而宋国的子罕尽管也很有政绩，但始终是一个保守的贵族。

    宋襄公死，其子成公立。十七年，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不久，宋人又杀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史书上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其实，他却是很有政治抱负的，要想集权于君主，除去群公子的势力。乐豫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公子之族就是公族，它正象大树的枝叶一样，枝叶去了，则“本根”就“无所庇荫”了①。昭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穆、襄之族终于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公元前610 年，接着又发生公子鲍之乱。

    公子鲍长得很美，据说前宋襄公夫人很爱他，却被拒绝。但是她有政治野心，尽力支持公子鲍篡夺昭公的君位。司城意诸（人名）支持昭公，劝他出国避难。昭公绝望地说：“不能（意即不能和睦）其大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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