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指夏都阳城而言①。陈为楚都,当有楚称。这里以楚与夏并称,分在陈的南北,这就应该指寿春了。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寿春在今安徽寿县。阳城位于颖水流域,寿春距颖水入淮处不远。其间的交通,特别是颖水下游,当是利用颖水的水道。至于寿春,司马迁仅谓其“亦一都会”,而未道及其获致繁荣的缘由。寿春濒淮水,水上交通是会使寿春得到方便的。司马迁于论述寿春之后,接着又说:“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合肥近在寿春南辟,两者当能息息相关。张守节释南北潮,谓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合肥虽在江淮之间,仍各有相当距离,江淮之潮如何能到合肥?按:合肥南北皆有溯泊,南为巢湖,北为芍陂,南北肥水各自分流入湖,合肥正处于南北肥水之间,是会有舟楫之利的。所谓南北之潮当指这些湖水而言。这个“潮”字似为“湖”字的讹误。
楚国尚有两个经济都会,不容不略一述及。这两个经济都会就是西方的宛和东方的吴。宛在今河南南阳市。吴在今江苏苏州市。宛“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故能成为经济都会。武关在丹江流域,正当今豫、鄂、陕三省之交。郧关当为郇关,盖因字形相似而致讹误。郇关在洵水之上,在今陕西旬阳县。这是利用汉水的交通。宛虽不紧濒汉、江、淮,然相距皆不甚远,因而均能有所利用。吴有三江五湖之利,江东水国,舟楫固无所不通。司马迁还曾提到番禹。番禹在今广东广州市。番闺之为经济都会,恐是秦汉时事。战国时楚国上字虽广,似未一涉及五岭以南也。
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及其水陆交通在这些经济都会中,最为繁荣的当推陶。陶在今山东定陶县。陶的繁荣远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范蠡佐越破吴归来,治产居积,与时逐利,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因徙居于陶①。按当时的地理形势,这“天下之中”的称道,并非过誉之辞。陶的交通也确是四通八达,故能为诸侯封国间货物交易的场所。
由于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引起各国的重视,虽已有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却还有人为它开辟新的道路,陶于春秋时为曹国都城,战国时灭于宋,其后入于秦,秦以之为穰侯魏冉封邑。由秦至陶,是由咸阳东行,过雒邑和大梁。这应是黄河以南,东西通行的大道。可是魏冉受封之后,就亟力开辟黄河以北的大道,这条新道乃是取路于魏国的安邑,即所谓为陶开的两道①。由秦国至安邑,当时已有通行的道路。由安邑东行,可循晋文公始辟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 《史记》卷七二《穰侯传》。
南阳时所行的道路。再东,当是由汲渡河东行,直至其地。汲在今河南卫辉市,当时正濒于黄河。春秋时,城濮之战前,普侯将伐曹,曾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济。据杜预的解释,是从汲郡而东,出卫南而东②。既然晋侯曾假道于卫,则说明由卫国也可抵达于陶。战国时,陶卫并称,相距也并非很远,且有濮渠水流经其间③,交通道路是无所阻隔的。这些道路,都是春秋时的旧道,只是分属各国,不全为秦国所能支配,故魏冉须再加开辟。其实,促进陶的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人工所开凿的运河,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所称的四读,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陶正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故能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
春秋战国时期,运河的开凿蔚然成风,前后相继。司马迁撰《史记·河渠书》,对此曾有论述。他说:“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椎,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享其利。”这么多的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当时的交通确实大有裨益。
所谓“通渠于云梦、汉水之野”,“通沟江、淮之间”,“通渠三江、五湖”,都是春秋时的往事,前文都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济水流经齐国的北境,淄水近在临淄城下。济水和淄水相距虽不很远,却是分流入海。由于相距不远,就容易开凿新的河道。据汉时记载,淄水至博昌入济,并不是入海①。既是至博昌入济,当是由于开凿了运河,改变了淄水的流向。博昌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于临淄为西北。这条运河当是由临淄城北,斜向西北,使淄水和济水相联系。济水本来是可通航的。齐国通过这条淄、济之间的运河,更可和济水流域的地方互相往来。
蜀守冰是指秦国蜀郡守李冰。李冰凿离碓,是疏通水道。他于成都所穿的二江,就是由大江引出的郸江和流江②,《水经·江水注》以之为郫江和捡江。这捡江当即流江。或以郫江和大江并列③,然大江所流经距成都尚远,似不能并为一谈。这两条江水流经成都,自有利于交通的发展。只是由于农田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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