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10(第14页/共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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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诗经·幽风·七月》中的具体写照，便是其证。诗中说，“野”里的公社农民，男耕女织，粮食收获完毕，立刻就为奴隶主贵族服徭役，开春后马上又需耕种。“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陶，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十二月的寒冬季节，“凿冰冲冲”，“纳于凌阴”，准备明年夏天供奴隶主贵族享用。“野人”一年四季耕为奴隶主贵族而耕，役为奴隶主贵族而役，劳役也就无所谓对不时了。

    “国人”与“野人”之身分地位的不同，亦见于免役的规定上。《周礼·地官·乡大夫》职云：其舍（免除）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前面已经指出，六十六岁以上的“野人”，六十岁以上的“国人”和疾病者一律免役，这里又说“国”中还有贵、贤、能和服公役的人都可以得到免役的优遇。这条记载不管其真实程度如何，但总可以反映西周时期“野人”的地位较之“国人”低下的事实。

    由于“野人”即“庶人”的身份地位比“国人”低，目前不少同志主张庶人就是奴隶。他们把“庶人”说成奴隶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大盂鼎》铭中的一句活：易（锡）女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夫。

    他们说“人鬲”是奴隶，“自驭至于庶人”统统包括在“人鬲”之内，因而就都成为奴隶了。其实，情形未必如此。铭文中的邦司、夷司以及人鬲、驭、庶人等都是按被俘以前的身份称谓说的。他们由周天子赏赐给贵族之后，是不是都变成了奴隶呢？铭文中没有说明。即使他们已经变成了奴隶，那也不能根据这段铭文证明庶人本身就是奴隶①。还有人根据1954 年6 月在江苏丹徒县出上的《宜侯矢■》（即《俎侯簋》）中也有赏赐庶人的记载，认为庶人即奴隶。周王赏赐宜侯的有田土、邑落、人民，又值周初伐商之后，这是封国。如果说赏赐的人都是奴隶，奴隶不能有姓，也不能有“才（在）宜王人”、“宜庶人”的道理。铭文中的“奠”即“郑”，和“奠七白（伯）”一起封赐的“千又五夫”当是他们所属的庶人。这里的赐土赐民，是指周天子将其征服地区划归被封者的统治区而已。铭文中的“才宜工人”、“宜庶人”和“郑七伯”，绝非奴隶。就已知铜器铭文看来，周王赏赐奴隶的规模很小，如：“学（余）其舍女（汝）臣十家”（《令鼎》），“易（锡）..臣五家”（《不婴毁》），“易（锡）女（汝）尸（夷）臣十家”（《■■》）等等。这种“锡人”恐怕只是供奴隶主贵族使唤的奴隶，不一定从事耕作。金文锡人之例，唯《麦尊》有赐二百家的记载，铭曰：雩王才（在），■已夕，■易（锡）者（诸）■臣二百家。这个“■臣”可能与《叔夷钟》铭“余易（锡）女（汝）马车戎兵厘（莱）仆三百又五十家、女（汝）台（以）戒戎■（作）”中的“以戒戎作”的“戎兵莱仆”一样都是一种“虎臣”性质，不是一般的奴隶或土地劳动者。武士既然可赏，可知金文中的“锡人”的记录不能完全视为都是赏赐奴隶。

    奴隶是无生命权的。例如，骊姬为了诬陷申生，将祭于曲沃的祭肉置毒，呈献给晋献公，“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毙”（《左传》僖公四年）。可见，“小臣”与“犬”的地位不远。又如，重耳在齐，① 说详见斯维至：《论庶人》，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2 期。

    有齐姜为妻，又有马二十乘，乐不思晋。从者为使重耳归晋，“谋于桑下，桑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杀之”（《国语·晋语：四》）。女奴传了一句话，就赔掉了一条性命。但在古籍中，从未见到“野人”即“庶人”任意被奴隶主贵族杀戮的记载。可见，“野人”即“庶人”不是奴隶。在残有公社的古代社会中的公社农民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被束缚在公社之内，是不能随意迁徙的。所以，《周礼·地官·比长》职云：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族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邻长》职又云：徙于他邑，则从而授之。至于公社农民有时被奴隶主贵族当作隶属于自己的人而被赏赐域交换出去的现象，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国家里也是不乏其例的。

    第三节“国”“野”与“国人”“野人”区别之泯除“盟国人于毫社”

    西周未年，特别是春秋初年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有了变化，过去的那种“国”“野”区别以及“国人”与“野人”之身分地位的差别也逐渐在涡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

    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毫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毫社。鲁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毫社，《公羊》、《谷梁》二传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毫社”者本应是殷族，当称“庶人”或“野人”，但在此处却说“国人盟于毫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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