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7(第9页/共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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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曾亲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列传》）。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在楚国的东地，曾对齐的使臣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①，三十余万弊甲纯兵，愿承下尘”（《战国策·楚策二》）。但是云梦秦简《编年记》在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3年）记“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在“今元年”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 年）记“喜傅”。从秦昭王四十五年到秦始皇元年经过了十七年，所以“喜傅”时正是十七岁。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规定十七岁“始傅”。所谓“傅”，是法律规定开始服兵役、劳役的年龄。秦简《法律答问》又云：“免老①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①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免老”亦见于《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秦代规定，有爵的人五十六岁免除服兵役的义务，无爵的人则须到六十岁才能免除。可见，战国时代服兵役的年龄，大体上是十六岁到六十岁。当然在必要时，超过或低于服兵役年龄的人，也可能被征发当兵。前引《史记·白起列传》既然说“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当然就打破了十七岁至六十岁为服兵役年龄的规定，因此，当时的有关服兵役的年龄和期限的规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常备兵制与徒兵的出现战国时代，各国除实行了征兵制度外，还实行了常备兵制度。吴起曾教楚悼王“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商鞅曾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这种要以禄秩来奉养的“选练之士”和“耕战之士”，也就是《荀子》中的“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议兵》）之兵；《吕氏春秋》所说的“厚禄教卒”、“精士练才”（《简选》）。

    各国的常备兵大都是考选而来的，多有特殊待遇。例如魏国考选武卒时，“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① 据铜器铭文，相国都称相邦，或许传世古代文献中的相国都是因汉代避刘邦讳而改的。① 《猛子·公孙丑下》载，孟子对平陆大夫孔距心说：“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平？”他日又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可知平陆为五都之一，而五都没有大夫治理。《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述桂林之役，齐城、高唐二都大夫在行军的路上大败。齐城即临淄，与高唐同为五都之一。

    ① 详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中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几项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中试的可以免除全户的徭赋和田宅的租税。齐国五都有二“持戟之士”，也称技击。当时各国出兵时，往往以常备兵带同征发来的士兵作战，如齐宣王伐燕，除用了常备的“五都之兵”外，还征发了靠近燕国的“北地之众”（《战国策·燕策一》）。各国的常备兵和征发来的兵主要是农民。正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频繁和动员人数的庞大，影响了生产，所以《墨子·耕柱》说：“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当时的军队，除以农民为主外，还有奴隶参与一些后勤工作，称作“厮徒”、“负养”。魏国有“厮徒十万”（《战国策·魏策一》），韩国军队包括“厮徒”、“负养”在内计有三十万之多（《战国策·韩策一》）。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车战，双方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车阵在作战时是无法改变队形的，所以一经投入战斗，在最短时间内，一个突冲就能决定胜负。春秋时代的大战胜负，多在一二日内即可分晓，便是其证。后来，由于车战规模的扩大，在军队组织、训练、战术等方面出现了新问题，就必然引起车战战术的革新。到了战国时代，因为士兵成分的改变，各国士兵主要是农民，缺乏御车作战的训练，加之车战只适于平原，不适合复杂的地形，总结了春秋时代对戎狄和人民起义的作战经验，步兵也就逐渐成了各国军队的主力。

    步兵开始是从春秋初年华夏诸国对西北和北方戎狄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与戎狄战争频繁的晋国和郑国，步兵出现的更早。戎狄族居山间，善用步兵作战，对华夏族威胁很大。早在公元前714 年，北戎侵郑时，郑庄公就担心郑国的战车抵御不了北戎步兵的进攻（《左传》隐公九年）；公元前589 年的■之战中，齐侯在晋军战阵里曾经遭遇过狄族的步兵部队，“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冒之”（《左传》成公二年），说明在晋军中编有单独的狄族步兵部队，可见当时各国对戎狄步兵已有相当重视。公元前541 年，晋国的魏舒在一次作战中把车兵改成了步兵，这就是有名的“毁车以为行”事件。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又克；请皆卒，自我始”（《左传》昭公元年）。“毁车以为行”虽然是车战开始走向下坡路的开始，但却远不是步兵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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