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全书现存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周所著,外、杂则兼有其后学之作,还羼入了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因此,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哲学上谈的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而且有时还赋予了“道”一些物质性,使之带点唯物主义的色彩;政治上不仅主张绝对的无为,有时还主张上无为而下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有宣扬混世的,也有赞成避世的;在人生观上,有提倡寡欲的,也有鼓吹纵欲的;在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上,有坚持混合齐同的,也有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翟之后墨离为三一样,表明了庄子之后,庄周学派也在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战国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学派间的相互渗透,只要不违背《天下篇》所述的庄子观点,都应归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可以说,《庄子》是以庄周思想为主体,从战国中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它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道家的一部主要著作。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来,完全体现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尤其在哲学领域内,广泛而深入地阐发了作者的见解,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体系。关于《庄子》的注本,晋代原有五家,现在仪存郭象的《庄子注》十卷,它不注重文字解释,实际上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金陵丛书》本),收集了郭象以后一直到明代许多重要的《庄子》注解,可资参考。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除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外,又吸收了部分清人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的成果,可供参阅。近人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便于初学。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法经》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后期黄老学派的著作。
《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现有的《管子》照目录看还是八十六篇,由于佚失十篇,实存七十六篇,与刘向所编辑的基本相同。先秦诸子,大都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而《管子》这部书却不相同。
它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但又不能算作杂家。因为杂家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它企图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稷下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是各个学派学者聚会的地方。齐人把从稷下出来的学者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用了“管子”这个名字作为这个总集的名称。《管子》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不一致。例如,《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弟子职篇》是儒家的著作,《明法篇》、《任法篇》。《八观篇》和《轻重篇》等是法家的著作,《四时篇》、《幼官篇》、《轻重己篇》等是阴阳家的著作,《兵法篇》是兵家的著作,《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郭沫若认为是宋■、尹文的著作。《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思宝库,是研究先秦各派思想颇有价值的一部重要资料。
《管子》的编辑体裁,分为许多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言》、《区言》、《杂篇》、《管子解》和《管子轻重》等名目,有些好象《庄子》内、外、杂篇,有些究竟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不甚清楚。有人说,《经言》是管仲的自著,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经言》中也有许多思想,不是春秋时期,特别不是春秋早期所能出现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便是其例。《管子》的有些篇章,如《大匡》、《小匡》中记载管仲的事迹,与《左传》、《国语》里关于管仲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当然就是关于管仲的史料。
《管子》一书最为难解,原来只有唐代尹知章(旧题房玄龄)所作的注,明代刘绩所作的补注,直到清代才有许多学者对于《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订工作。戴望的《管子校正》,把他以前的清代各家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一起,很是方便。近人闻一多和许维遹作《管子集解》,后经郭沫若加以扩充,成为《管子集校》,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成果,颇便阅读。
《商君书》和《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经籍志》称此书为《商君书》,《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商子》。严万里得元刻本,凡二十六篇,而中亡其二(第十六、第二十一两篇亡),实二十四篇。群书治要》所引《商君书》还有《六法》一篇,今本无。
《商君书》系卫鞅即商鞅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的著作。所以,《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更法篇》记载商鞅初入秦时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载如何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问题;《徕民篇》主张三晋人民来秦垦荒,并述及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说明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商君书》大体上是总结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具有一定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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