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①。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①。《左传》一书,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不过,《左传》中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②,反映出程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一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① 《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后学,并在孔子死后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①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