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F2 和新乐F2 都有这种小石片的集中出土处。小山F2 有两处,共出小石片二千多件,数量多的一处与石片在一起的还有剥离石片后残留的锥状石核,和在剥离石片过程中修整石核台面时产生的石片屑,以及一个可能是制作石片时充当石砧的大石块,显然,这是一处制作石片的场所。这些小石片与兴隆洼文化中的没有多大差别,均系嵌粘在复合工具上的“刀刃”,这样多的石片当可做成大量复合工具,毫无疑问,这里应是小山遗址整个村落制作石片的一个中心,这些石片或被用来做成的复合工具,大约是为同这座房屋有着某种关系的居民提供的产品。也就是说,在小山遗址已存在一部分专门制做石片的劳动者。类似这种专项的劳动分工,无疑有利于制石技术的提高。因此,这是制石手工业的一大进步。
用上述石片做成的复合工具,各文化时有发现,一般是用石片嵌在骨梗上,上宅遗址出土一件“石梗”,即T0607(5):40,系这类复合工具中的特殊者。这件石梗石质较软,在一侧边开有凹槽,以嵌粘刀刃,石梗长7.4、宽1.2 厘米,刀刃是一个长、宽各为5 和1 厘米的石片①。刀刃嵌入刀梗,需有胶类物质使其粘牢,取得和使用胶的技能,则应在比兴隆洼文化还早的时期就已被掌握了。
另外,在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属于此时的玉制品也有一定的发现。其种类尚少,迄今所知有属工具类的小型锛形或凿形器(可能被用作雕刻工具),还有玉珠等装饰品,象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两类玉器都仅见于F2,说明在新乐文化中,很可能制造玉器和使用玉质工具都已被限定在一部分人之中。
制骨工艺的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尚看不出有何重要发展,只是在狩猎占经济生活比重较大的富河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那里,所发现的骨制品种类较多一些。
制陶术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进。陶器的火候普遍提高,致使陶质变得坚硬。陶胎也都比较薄,基本不见兴隆洼文化时那种厚壁厚底的陶器。一些地区开始流行泥质陶,其中红山文化的泥质陶比重居诸文化之首。陶器成型方法有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或泥条盘筑。对形制较为复杂的器形,先分段做出各部分,再捏合成器。如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即是分别做好直壁的领部、弧壁的腹部和一个假圈足,再将它们两两捏合在一起,领与腹接缝处常见到一周戳压纹,系将这两部分提合在一起时留下的遗痕,见于上宅、赵宝沟和新乐文化的圈足钵,也是将分别制成的钵身与圈足相捏合而成、由于尚未发现陶器外表有绳纹或篮纹等拍印纹饰的例子,也未见陶拍或陶垫等拍打或压磨的工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图五:1,《考古》1988 年第1 期。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三:1, 《文物》1989 年第8 期。具,因此,还很难说此时是否已采用了与黄河流域相同的使陶胎更为紧实的拍打等方法。
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此时制陶工艺的提高,还表现为陶器种类的增加。仅以器底而言,就有平底、圈足、假圈足、内凹底和椭圆形底等多种形式,除平底外,其它都是不见于前一时期的新内容。
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的泥质红陶或灰陶钵,颜色十分纯正,火候也都很高,胎薄而质地脆硬,应该是窑烧的结果,反映此时这些文化的居民已开始建造专门的陶窑来烧制陶器。红顶钵的出现,则说明这种钵在窑内是几个深在一起烧制的。
尚需提及的是,此时可能出现了专门制陶的陶工,这从后面将提到的赵宝沟文化陶器精湛的施纹工艺中是不难认识到的。
诚然,在一些文化的陶器上仍常见缀合孔,可知此时经修补再用的陶器还有一定数量,从而反映出制陶业发展水平的有限性。但到这一时期的较晚阶段,此种现象逐渐减少了。
能说明此时纺织术情况的实物资料比较缺乏,只是了解到陶纺轮的数量比兴隆洼文化时期有所增加,但它基本上还是用陶器残片改制而成的。
用植物茎、杆、叶进行编织应是一项十分普遍的手工劳动。许多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在做成后曾置于编织物上以待晾干,致使罐底常可留下类似席子的印痕,从这些印痕来看,编织物之经、纬多呈十字交叉状。
综上所述,此时的手工业技术比前一时期有了显著发展,但各个部门发展程度不很一致。从总的方面来看,比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尚显得有些落后,靠近华北的东北地区西南部手工业水平较高,东北的其它地区则略逊一筹。
艺术、宗教和社会的发展陶器是原始居民展现其艺术思想的一块重要园地。在谈到东北地区此时陶器纹饰上的艺术成就时,应将赵宝沟文化陶器的几何纹视为其突出的代表者。这些几何纹均以片状工具压印或刻划而成,图案结构比较复杂。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若干组斜绕陶器外表的折线构成的主体纹饰:另一种是二方连续的几组折线图案单元。赵宝沟文化第三期的几何纹最为规整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