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二卷-远古时代 4(第14页/共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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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铅1．77％—4．26％，硫0．053％—0．43％，铁0．585％—0．93％，硅0．043％—0．11％，除铜、锌外，其余成份应为杂质。由于其中含硫，并与铅化合成为硫化铅，说明原料是不纯的，熔炼方法也是原始的。据推测这件锥可能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得到的，而不大可能是人们有意掺锌制成的合金黄铜。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曾进行实验，证明黄铜冶炼可以在较低温度下通过气——固相反应进行。因此只要有铜锌共生矿，原始冶炼即可得到黄铜①。而山东胶县附近的昌潍、烟台、临沂等地区，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龙山文化中出现质地不纯的黄铜，是并不奇怪的。

    ① 严文明：《龙山文比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 年第6 期。

    ① 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城子崖》，1934 年。

    中原龙山文化也有多处发现铜器或炼铜遗迹，一是河南郑州董砦的方形小铜片，二是登封王城岗的一件残铜器片，三是临汝煤山的炼铜柑锅残片，四是山西襄汾陶寺的铜铃等。

    煤山的坩锅残片分别发现在两个灰坑中，内壁保留有一层层的固化铜液，最多的一片上有六层，每层厚约1 毫米。经化验分析含铜的近似值为95％，应为红铜①。陶寺的铜铃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铃高2．65 厘米，横剖面呈棱形，长6．3、宽3．7 厘米。系合范铸成，顶部钻一圆孔。经测定含铜97．86％，铅1．54％，锌0．16％，应系红铜①。铃外包布，据布痕看系平纹织法，但经纬粗细不同，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6×20 根，当为较细的麻布。河北唐山大城山的文化性质应是受中原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又有自己的特点。那里发现有两块穿孔铜片，穿孔方法系两面对钻，与石器钻孔方法一致。两块铜片的含铜量分别为99．33％和97．97％，另有少量锡、银、铅、镁等杂质，也是红铜。

    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朱开沟遗址，较接近于中原龙山文化而又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发现了铜锥和铜手镯等。

    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最近也发现了许多铜块，地点在湖北天门石家河。

    至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更是在多处遗址发现了铜器，其种类有刀、锥、匕、指环、斧、镜等，除镜为青铜外，其它经鉴定的亦多属红铜。

    上述情况说明，在龙山时代的确已普遍使用铜器。最普遍使用的是锥，其次是刀匕之属，其它则有斧、镯、指环、铃、镜等，即一些小件的手工工具、梳妆用具、装饰品和乐器等。应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铜器的成份中，绝大部分属红铜，也有少数为黄铜或青铜，不论哪种铜器，其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杂质。而此时的青铜或黄铜，实际是由铜锌共生矿或铜锡铅共生矿经原始方法冶炼出来的，并不是有意制造的合金。因此这个时代还只能是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

    这个时期的石器几乎都是磨制的了，切割法和管钻法等技术更加广泛地应用，石器种类和形态更加多样化，地区性差别也更加明显。可以说，这个时期才达到了石器制造技术和应用范围的顶峰，相形之下，过去曾广泛应用于工具制造的骨角器、蚌器和陶器均已降到不重要的地位。

    农具方面，江南的变化比黄河流域更明显些。例如在良渚文化中已普遍发现犁铧、破土器和耘田器①，这些都是根据水田耕作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石犁形体呈扁薄等腰三角形，犁尖夹角约40°—50°，两腰有刃，中部有一至三孔。小者长仅15 厘米，大者长近50 厘米，后端略平或内凹。这种石犁确切些说只是犁的工作部分铧，而且这种铧必须固定在犁床上，很可能在它上面还要加一块凸脊的木板，一则有利于固定铧，二则可起分土作用。这是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犁。过去在内蒙昭盟一带的红山文化中发现的所谓石犁，很可能只是一种尖头的石铲。

    所谓破上器又可称为开沟犁，大体呈三角形，底边为单面刃，前边大于后边，前角小于后角，因而呈向前倾斜状。顶端向后有一斜柄，或在后边的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0—48 页，文物出版社。

    ① 施昕更：《良渚》，1938 年。

    ① 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 年第3 期。上端有一缺口以利安柄，后一种形式常在缺口的前边穿一孔。这种器物体形小者通长20 多厘米，大者达50 厘米以上，刃部大多严重磨损，使用时因过于笨重难于一人挥动，很可能是一人前挽，一人后推以用于破土的农具。良渚文化所在地水网密布，沼泽甚多，其中常丛生芦苇和其它草类，要开辟成水田，除要砍除或烧掉苇草外，泥里盘根错节是很难翻动或推平的，破土器实是一种斩断草根以利翻耕的器具，是专为开荒用的耕具。

    犁耕的出现，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还为畜力的利用提供了可能。所以在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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