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发表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像浙江的竺鸣涛、福建的严泽元、江西的龚建勋、湖南的李树森、湖北的杨啸伊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唐纵当了署长忘了本。
沈醉对此也很不满意,不过表面上没有什么表示。他只把许多大特务不满意的情况告诉唐纵,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唐纵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沈醉的话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
稍停片刻,唐纵又告诉沈,他不会不用“老同志”,叫沈醉尽可能向这些埋怨他的人多予解释,将来一定会轮到他们头上的。因为全国警保合并的工作还正在进行,许多省的人事还没有决定,要大家不要性急。
唐纵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爱护“老同志”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
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要唐初查此事。唐纵却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但执行任务时还是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他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发表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唐纵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特务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他起先还不理会,以后有人告诉他大特务们说他只会向军统要东西,不肯用军统的人,这样下去,不如大家都弄垮台算了。唐纵对这些激愤的言论很伤脑筋。他过去没有可靠的班底,跟他的人都指望能做大官,因此对他将各省的警保处长委派给过去与军统无关的人担任很不甘心。
毛人凤派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纵以后发表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有江苏的张达、河南的刘艺冉、河北的杨清植、甘肃的王孔安、四川的杨超群等。原来非军统的也有些换了军统,如江西换了柯建安,湖南换了李肖白。
另外,唐纵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也觑视已久,淮海战役发生之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击下,由唐纵示意汤恩伯出面保举毛森取而代之。短短的两年内,唐纵一路恢复“失地”,战无不胜,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了手。然而好景不长,全国解放的钟声使他的心房大大受伤。仅仅时隔数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
当时蒋军主力大部分已灰飞烟灭,南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达官贵人的家眷们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纵的老婆很气愤他还在故作镇静不送她和孩子们出逃,而唐纵长叹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更多。”他沉思片刻又说:“迟早是要走的。我们都得走的。”
此时他脸上常有那种波澜不惊的微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的愁云惨雾。他认为局势很难乐观了,当时他十分痛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抢总统之位。他疲惫地扶了一下白金镜架,深有感触:“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拢过去的。”
唐纵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这与国民党其他一些反动头子的看法不太一样。他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即便这时他已心力交瘁,却仍然提防这类事情的发生,要求属下对从云南逃往香港的大官们的行动随时报告。同时他又色厉内荏地警告部下:“共产党只有对干特务工作的人不肯宽容,而且始终万分仇恨,非要置于死地不可。”说话的整个过程他都满怀着悲观绝望的情绪。
旧日的繁华荣耀如水东流,如今就是拼上性命也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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