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章节目录 第481章 全面收缩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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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章全面收缩纠偏

    主席这个时候对杀人失控，而各地还一个劲儿地想要大杀特杀的情况，也感到不妥了。

    为了避免错杀、滥杀的现象，主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死刑人头落地，不像割韭菜，死刑一旦错了以后，没有办法挽回。”

    4月20日，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

    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

    主席说：“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多杀与少杀的原则问题。我们党和国家坚持限制死刑的原则，坚持少杀，反对多杀和滥杀。”

    1951年4月30日，他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1951年5月初，主席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罗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

    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将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

    还在全国公安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中央就已经根据主席的建议，就收回捕杀权和处理党、政、军、群众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发出了指示，特别提出了一个避免多杀人的死刑缓期执行的量刑方法。

    然而，除对少数地方外，这并不足以根本解决捕杀数字过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收缩方针和死刑缓刑问题，不少地方都发生了思想混乱的情况。

    用华北局的说法就是：“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及**中央相关指示传达后，大捕大杀风潮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从后来的情况看，大规模捕人杀人仍在继续，只是宣传上不再大张旗鼓了。

    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写文章，它是暴烈的行动，不能做到温良恭俭让，矫枉必须过正。

    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左“的偏向。

    这是历次运动（比如土改运动）所证明了的，不足为怪，评这个运动应该看“主流”，不能看几朵“浪花”。多杀、错杀一些人，那是“浪花”。

    什么是“主流”呢？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

    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得到应有的惩罚。

    消息传来，民心大振，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

    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

    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0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

    在上海、南京、重庆、太原、石家庄等地，还相继取缔了国际性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并将首要分子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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