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仗义执言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是天才物理学家,也是有着侠肝义胆的教授。他敢于不怕风险、仗义执言。下面说两件事,看看束星北教授的侠肝义胆。
先说“徐名冠事件”。
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学生,1944年国民党军令部请束先生去研究军工武器,束先生带了个教授和学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军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发报、雷达等。
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为了留这批骨干,要求他们“请委”,并声明“请委”之后才可发胜利奖金。
“请委”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束星北自己不“请委”,也不允许他的学生“请委”,可是名冠和一些人为了那笔就要到手的奖金,没有听束先生的话,“请委”了。
“镇反”时,凡是“请委”的人都受到审查,也有一些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一。
当时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据说是参加了中统。
束星北认为徐名冠“请委”是事实,但绝不是特务,中统的“罪名”要么是误会,要么是个别人的诬陷。
时政府有个划线,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做事的,只要没有罪行是不予追究。束星北便是凭着这一点来替徐名冠游说、“请命”的。
“镇反”是巩固政权的第一场运动,大潮之下,其势汹汹其浪滔滔,无人可挡。
大家都被“大势”鼓动着,都身在中,都不想被时代甩下来。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难免有同政府作对之嫌,更何况束先生在一些进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净(一些进步学生或地下党曾将他划为反动教授)。
但束星北不退让,他就是这样的人,认定的事谁也别想阻拦。
他不断地找领导、找民主人士为徐名冠“鸣冤叫屈”。
后来,徐名被捕,有曾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便适时刹车,只闪下束星北一个人在那里“抗拒”,他像历史上仗剑行侠的英雄一样,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于难。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和压力,精神几乎崩溃,独自一人跑回了老,闪下还未入学的女儿流落街头。
知道的只恐连累其身,佯装未见,是束星北用一张毛毯将她抱回自己家里抚养起来;狱中徐名冠因受不了酷刑,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着风险他藏到自己家里。
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汉(那时候他是浙江文教厅厅长,不久之后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在沙文汉的过问下徐名冠才得到无罪释放。
“镇反”受其牵累的不止是徐名冠一个,凡是束星北认为属于“误会”或“屈打成招”的,他都会站出来。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束星北敢说话,一些被“扩大化”网进“反革命”名单里的,一发现不好,就会向束星北求救。
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快找束先生”好像是呼救信号,像在的SOS呼救信号一样,因为也只有束星北听到呼救声音后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
“三反”运动本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按说,这个决定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
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的类似专门机构“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
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
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些机构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
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当做贪污来说。
如谁借了图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用了公家的桌子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
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参了一本,成为“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过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
苏步青30年代初就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学位,从此成为中国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人(第一个是江大学数学大师陈建功)。
毕业回国后,北大、清华、厦大和东北帝国大学都给他发了聘书,可是他却选择了浙大,据说是他的好友陈建功与他有约在。
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坛。世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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