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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 章节目录 第457章 辽宁的镇反运动(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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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章辽宁的镇反运动辽宁地区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遵照中央统一部署,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于1950年4月开始,分三个阶段,到1953年6月结束。

    这次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

    辽宁地区在“镇反”运动**逮捕五方面反革命分子36815名,其中判死刑8088名,判徒刑23003名,其他处理5724名,另外管制40008名。摧毁了反革命社会基础。

    1948年11月2日,辽宁地区全境解放。

    虽经搜捕特务、反动党团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等一系列工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但仍有一批残留的反革命分子及从境外派遣进来的间谍特务分子潜伏下来,待机活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境内潜伏的美蒋特务及反革命分子活动异常嚣张,制造谣言,涂写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人心,在城市密谋组织地下武装;在农村勾结流窜散匪,组织反动会道门,妄图侍机叛乱,扰乱社会治安。

    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穷凶极恶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严重威胁着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

    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力地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给全面恢复的国民经济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1950年3月和10月,**中央两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

    根据中央部署,辽宁地区的“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951年4─9月,为第一阶段。

    此阶段以打击城市中的反革命为主,结合搜捕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清理“中层”、“内层”,以巩固城市治安,纯洁内部。

    1951年4月26日,辽宁各地在经过调查,取得罪证的基础上,统一时间,统一行动,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

    在统一逮捕行动中,**辽东省委书记赴辽阳、安东、通化等地亲自领导,省委委员按地区分工负责,并组织450人“镇反”工作团分赴各地帮助工作。

    **旅大市委欧阳钦等三位书记亲自参加市公安局党组会议,共同研究确定逮捕反革命分子名单。

    并由市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检察署署长、公安总队司令员等主要负责人组成执行委员会。

    调集2000多名公安干部,在4月26日拂晓3个小时内,统一行动按预捕名单逮捕了477名反革命分子,无一漏网。

    据辽东、辽西两省和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五市统计,这次统一行动共逮捕五方面反革命分子4634名。

    各地在集中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后,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判决处理,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罪犯。

    强大的“镇反”声势,使反革命分子受到震慑、分化,纷纷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隐藏在辽阳纺织厂的反革命分子田奋等人,在辽阳市枪决一批反革命分子后,坐立不安,终于向政府坦白交代了罪行。

    1951年5月21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的指示》,辽东、辽西省各级党委、政府联合部署,要求各级党委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企业人员进行清理。

    在清理工作中,讲明政策,号召一切有问题的人交清自己的历史,对于罪恶重大拒不坦白者,经批准予以逮捕法办,对于一般政治性问题随时弄清。

    各地在开展清查工作中,又发现和清理出一批反革命分子,推动了城市“镇反”运动的深入。辽西省在厂矿企业中发现和逮捕了五方面反革命分子356名,同时为一批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卸掉了包袱。

    从内部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些是罪大恶极,隐藏较深,危害很大的反革命分子。

    如鞍山市从鞍钢建设公司清理出的反革命分子罗继魁,在民国27—33年(1938─1944年)任新疆督办公署公安管理处监狱长期间,在公安管理处长李英奇的指挥下,将**驻新疆代表、**高级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秘密绞杀,还先后参与杀害其他**党员和群众250多人。

    为了认真贯彻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确定的“镇反”工作方针和工作路线,各地在公检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成立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参与案件处理的审查工作,对定罪、量刑提出审议意见,发挥执法监督作用。

    锦州市和锦县在审查处理反革命案件中,有的委员就所审查的案件深入基层听取意见;有的委员将案卷与《惩治反革命条例》反复比照,进行讨论;有的委员根据所搜集到的群众意见和要求,补充反革命案犯的罪行材料;有的委员发现量刑过重的案件,建议将死刑改为死缓,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1951年10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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