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平息匪患1950年春节,原巴县二区小南海长江水域,发生一起客船被抢事件,这实际是土匪开始作乱的一个信号。
此后,二区的八个乡镇(铜罐、西彭、元明、陶家、福寿、石板、白市、走马)即陆续传来匪徒互相串连起动的信息。
1950年3月8日。陶家派涂安全同志押解粮款到白市区公所,为防止土匪拦路抢劫,他佩戴一支手枪,一路鸣枪壮胆,完成了送款任务。
就在这天,乡里正召开“三、八”妇女节的庆祝大会。这天,正是陶家逢场的日子,土匪聚集了60多人,准备洗劫陶家场。
土匪到了街上,看到除赶场的群众外,还有身着军服、背枪的解放军穿插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因为不知虚实,没有下手,只在撤走时掳走了十四保一个姓周的伪保长。
其实,土匪惧怕的解放军,就是西南服务团派来驻乡的七、八个同志,他们因与群众语言不通,又不熟悉乡情,碰到赶场天,无法接待群众,就只有背着枪在街上到处观察了,不想却因此避过了一场浩劫。
我们也提高了警惕,地方工作队与西南服务团的同志都住在乡公所,加强了戒备。
一天,有群众来报,说是看见陶家的惯匪杨耀泉在乡公所背后的山坡上走动,当时,西南服务团的余队长便叫我们撤到乡公所侧面的炮楼上去,呆了一会,却没有了动静。余队长和我们商量,决定撤回区公所。
我们决定经过福寿与福寿工作队的同志一道回白市,当走到陶家前进村背后的石坝(与福寿黑岩村邻界),正坐下休息时,发现后面跟上来的一个人有些可疑,便去搜查。
搜查时,发现他腰杆上緾着一根红绸腰带,经审问,知道这是土匪的一个记号,凡是参加土匪的,都有这个东西。
当时,我还很幼稚,也有些好奇般的冲动,便拿出白朗宁手枪,对着他开了一枪,可是这一枪却没有打响。我们把这个土匪押回区公所,最后,在处决土匪时,把他也枪决了。
后来,当土匪围抢石板乡时,驻在铜罆乡的王宪珍(区委宣传委员)同志带着一个机枪班经过陶家,叫我们与他一起撤回白市。
1950年的4月,我到了福寿之后,机枪班被布置在福寿乡公所背后的山坡上。
不久,土匪劫完石板撤回西山路过福寿,很快便与机枪班接上了火。土匪约有二三百人,一路仰攻上来,我们寡不敌众,机枪班长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就只有往江津滴水方向撤退到园明了。
因为撤退时匆忙,没有找着从石板撤退到福寿的工作队长涂钜梅同志,她便被陷在福寿了。后来听说她在福寿一个姓祝的商人的掩护下,逃过了土匪的搜捕。
到园明后,机枪班的同志加上地方工作队的人,大约有二十个,就固守在园明乡公所。守了四、五天,后来听说土匪撤回西山了,我们全体人员也回到白市区公所了。
这期间,我回了一趟陶家,没有遇着土匪,街上的人都以一种惊奇的目光看着我。
回到区公所,在园明乡搞征粮的涂泽恩同志撤走时匆忙,忘了把征粮的账册带走,他又潜回园明取征粮的账册,不幸在福寿到滴水岩途中被土匪抓住。
后来听说涂泽恩被土匪用刀碎割而死。涂泽恩同志当时只有二十一、二岁,尚未结婚。后来,他被政府追认为烈士。
这时,二区除白市街上和机场附近,其余的乡镇都成了土匪横行的地方。
土匪到处抢劫粮仓,很多工作人员的家庭都被查抄,我家也不能幸免,很多财物和藏书被抢走,还扬言随时要取我们及家人的脑袋。
1950年的5月,白市街上和机场都被土匪围住了,土匪扬言要拿下机场和区公所。
这时,守备的力量有机场的一个警卫营和一个区中队,再加上全体工作队的人员。我被分配搞黑板报,随时公布匪情和登载一些鼓舞斗志的小文章。
形势是紧张的,土匪不时进攻,还随时派一些人混进来作内应。这期间,我们抓到的土匪的奸细有十多人。
我们也有一次出击,以警备营为主,工作队的人员随区中队一起行动,去打土匪盘踞的走马乡,很快便占据了走马街上,还抓住了几个土匪,其中有一个土匪的支队长。
大队土匪撤退了,但他们并没走远,晚上又回来,四处打冷枪。因不明虚实,我们的力量也不足,当晚便撤回了白市。
某日,区里得到通报,土匪正在福寿与解放军对峙。区里派工作队的成员与区中队一起到福寿与解放军配合,还组织了临时法庭。
到福寿街边,接应我们的是一个姓魏的解放军,后来听说他是连长,还说他曾化装打进匪巢,获悉很多匪情,当时解放军驻在福寿街上,土匪组织多次进攻,都被打退。
第二天的晚上,土匪突然不见了,我们也被通知随部队夜行军,途中得知是到元明,据说大股土匪都到元明去了,还要在那里召开所谓高层会议。
快天明时,四面包围元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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