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征粮和剿匪的故事(1)
征粮四九年底,区委分配我去元明乡征粮。不久川东区党委征粮工作队(简称川东队)来元明、西彭。征粮人员——工作队和区干部——近二十人。
元明乡二十个保三万人口(建政划为两个乡)分四片,混合编组,每组管五个保,我被定为二组长,管三、四、五、六、七保,是富裕地区。
到春节,我组征的粮相当于其他三个组的总合。
川东队来后,区委把工作队长肖去非等本区干部逐步调走,到春节前剩下只有我和郭成良,后指定我负责。
元明最大的地主方××住五保,收租300多石,我和保长去征粮,见一老汉头带顶粘窝(羊毛粘织便帽),脚穿麻鞋,在地坝砍竹子。
当时我想这定是地主的长工,保长介绍说:他就是大地主。我向他讲了征粮意义、政策,算出应征的数额,他听了表示拥护。
过第一个春节放假四天,集中在区过节。我和老郭都回区了,川东队去三区(那里他们有人)过节。
那时已有匪情,区委通知各乡负责人留区开会,回去一人守阵地,老郭不愿去,只有我回去。元明离区远,又复杂,区委特派区中队涂鸿彬与我一道,回元明。
到了元明,我们知道情况大变:西南服务团十多人在的时候,土匪不敢公开。现在天一黑,乡公所背后的两个小山头,枪声不断。
乡公所的房子是两面砖墙,两面木板,我们把一张很结实的红豆木会议桌,立在门后作掩护,枪上膛,坚守通宵。
第二天黑,枪声又响,涂鸿彬把乡丁叫醒,集合去追。
三天假满,回区开会。
土匪公开打的第一枪春节后我调福寿负责,农历正月十四日的晚上,九点钟,我在办公室洗脚,听到街上枪声不断。乡丁班长张定国跑来告诉我,土匪进场了,并说其他同志已走,叫我和他一道快走。
我们从乡公所背后垮围墙出去,过柑子林,到去石板的大路水口(地名)处,在路边菜子田背后蹲下听动静。
一个多小时后,脚步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估计有几十个人从大路去石板方向。
脚步声远了,我和张定国往街上方向走。走小路、田坎、土洼,走一段,听一阵,再走一段,天快亮到场边。
张定国当乡丁多年,每间铺子都熟,选一可靠户进场,弄清情况后,回来告诉我说:“几十个土匪从江津街进场,打几十枪,在江津街一铺子内休息,喝水、吃烟,一、二小时后,从水巷子出场。去石板方向,就从我们面前大路走的。”
回乡公所天已亮,我用电话向区委作了汇报,当天全区干部在陶家场集中成立武装工作队。
元明、西彭武装工作队成立春节后,元明、西彭成立了武装工作队。本地干部已全部调走,川东队提出要有区干部参加,并点名要我回元明。
这个队共三十二人,除我、陈荣泽、郑友道外,都是川东队西南服务团的江、浙、沪的学生,其中少数几个南下干部。丁以浩是队长(在山东当过区委书记,打过仗),我参加了领导班子队委会。任务是剿匪,征粮基本停止。
老丁枪法好,赶场天在场边一块大田中有只白鹤,二百米远,老丁用步枪对准,枪响白鹤倒地,“神枪手”美誉流传,土匪闻之丧胆。
我参加武工队,着双枪,长的美制大卡宾枪,重8斤,十个弹夹,三百多发子弹,短的英制大机头丁字快慢机,长短三个弹夹,二百多发子弹,枪弹不离身。
快机来历有个故事:它是元明乡解放前贩鸦片集团用高价买来押运大烟的,据说伪县长杨思慈专程来乡提此枪都未能拿走。我把它追缴到手。剿匪行军出发,都是我和张殿啟打尖兵,撤退也是我和张殿啟打掩护,走最后。
活捉游麻子游麻子是西彭一个有名惯匪。那天元明逢场,场外放岗,我和一个同志去查哨,在塆河嘴见两人空手走来,见岗哨就改走小路绕道。
我顿生怀疑,把他俩带回乡公所审问。走到场口,有群众认出来,兴奋地喊道:“游麻子被捉住了!”经审訉准确没误,下午去西彭交乡公所关押起来,以后处理,我们离开了。
打万家岩万家岩是元明街上周围的制高点。比街上高一百多米,距离街约一里。那天从中渡街出发,走到离街约三里处,见场口一大群人,知有情况停止前进。
老丁派我和闰文典(南下干部)从大路直冲街上;派张殿啟带一组去万家岩顶,登高望远。
我们走到离场约半里时,张殿啟见上千土匪从陶家方向快到场口,土匪打枪不停。
老丁听见枪声,令我们折回。因隔街看不见土匪,只见这边场口大堆人是群众,我不听令,继续前进。
快进场了,老丁严令折回,闰文典对我说,老丁发火了。我只好折回来。走到万家岩后半坡,遭遇土匪,就与牛洪田卧在一片坟地里,枪战土匪。
这时土匪已追越过街,土匪摸不清底,不敢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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