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活捉匪首“廖大肚”(3)
特务扶他坐上头把交椅解放前夕,廖其祥拥有匪徒千余人,被同属红军叛徒的黄镇中看中,当上了匪“豫赣山区绥靖司令部第6总队”的“总队长”,并给了一个“少将”头衔。此后,廖其祥经常往返于闽赣之间,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
1949年6月,参加严正召开的“闽赣边区十县军政要员会议”,成立了“闽赣边区民众自卫军”。8月间,又到建宁出席“闽赣边界八县联防会议”,协调所谓“反共联防,相互策应”。9月初,廖其祥带领300多匪徒驻扎甘内,协助李彬反抗我解放军483团的进剿。随即被剿匪部队击溃,与其下属18支队支队长王象起、副支队长曾文轩,和第7总队副总队长兼19支队队长李彬等,一同逃往建宁。
千多人一起拥到一个山区小县,给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南丰时,李彬尚能筹措;出了南丰,粮、饷自然应该由廖其祥来发。可是在建宁,他就没有那个能耐了。为了吃饭,他不得不将一部分人马调到他老家广昌水南一带驻扎。不久,广昌解放,只得朝宁化县安远寺一带逃窜。
几天之后,宁化也解放了。因各地相继解放,这段时间,不时有十几人或几十人的股匪前来投靠,也不时有一些股匪“不辞而别”,另谋出路。宁化解放之后,各路股匪更是人心惶惶,不知何去何从。甚至在“支队长”这层匪首中,也有人起了异心。经过一番商量,作为权宜之计,廖其祥决定将自己的“嫡系”第6总队开往泰宁,交由严正指挥,以解决给养问题。
同时,为了安抚高层部属,又调整了部分高级职务:曾文轩由18支队副支队长,升任支队长,王象起由支队长升任总队副指挥官。王象起从南城带来的邓雪荪,当了18支队的第一大队长。曾经当过资溪县伪县长的胥拔群,做了支队的“书记官”。
封官这一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于大多数匪徒来说,它既不能充饥,也不能御寒。很快,冬天就要到了,各个“总队”都急着添置棉衣。严正虽然很有钱,但他并不想自己掏腰包,更不愿在这上面投入太多。
他将这笔“寒衣捐”分派到商家和地方负担,这实际上是个不能充饥的“画饼”,因为眼看着周围各县相继解放,泰宁解放也是迟早的事,谁还会出这个冤枉钱呢?所以只听到“打雷”,总不见“下雨”。
于是,各总队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在18支队的几个南城人,以“同乡”的名义向泰宁的南城商人募捐,搞到60多块光洋,只能做几套棉衣。因捐到的钱都是严正钱庄出的票子,买不到东西,一解放,连废纸都不如呀。同时,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各总队的匪徒们便自行“解决”:抢劫、绑架。
下面是18支队“政治主任”龚振之的一段供词:“我们捉到一个乡长,还有两个不知是什么人,共得金子12两。总部也捕拿到什么人,得金子8两,现洋200块。邓(雪荪)大队长捉到一个姓周的人,得金子8两。总计官兵每人分到金子二钱多一点,但是他们当总队长、支队长、大队长的,比我们要超过几倍,因为公开数目时,由他们说了算。”
那些当官的抢金子,抢现洋;当兵的就抢吃的,抢穿的,只是苦了老百姓。这既加深了与当地群众的矛盾,也引发了与当地绅士的矛盾。说是说部队由严正指挥,但总队长还是廖其祥,他无法从种种复杂矛盾中解脱出来。正在此时,国民党特务帮了他一个大忙。
自9月23日黄镇中在宁都翠微峰覆灭之后,所谓“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便随之完蛋。在赣东地区的3个“总队”,正如以上所述,也迅速趋于土崩瓦解之中。潜伏在闽赣边界的国民党特务,早将这一切向台湾作了报告。
1950年1月中旬,台湾派出特务在泰宁与廖其祥接上了关系。在李彬的协助下,廖其祥召集李彬、王象起、吴勋民等赣东有名的匪首开会,恢复了“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改称“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以廖其祥为“中将司令”,李彬为副司令,下属机构、人员不变,仍称总队、支队、大队。
坐上了赣东土匪队伍的第一把交椅,廖其祥就像打了一针吗啡,立时来劲了。他当着特务的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大表了一番“忠心”,并说自己跻身“中将”之列深觉愧疚,今后当“努力反共,报效党国”。
那个特务则说,廖将军是“实至名归”,着实吹捧了一番。曾文轩则开了个玩笑,拍着他的便便大腹说:“廖司令本是将军之才,就凭这个‘将军肚’,就该当将军。”廖其祥得意地一笑说:“有福大家享,有事大家做,日后还要仰仗诸位的支持。”立即宣布总队人员的调整,把第6总队的总队长职务给了王象起,曾文轩则升任18支队支队长。
“支队长”缴“总司令”的枪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天气一天天冷了,棉衣问题还没有着落,各个大队都为这事闹了起来。曾文轩甚至说“谁给我们棉衣,我们就听谁的。”这显然是向廖其祥挑战。至于严正,既然廖其祥当了总司令,他当然可以撒手不管,何况他原来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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