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南城剿匪纪实(5)
在南城,一贯道有三股势力。一个是以开洗染店的“点传师”樊景春为首。樊景春,南昌人,原是南昌一贯道头目。1949年来南城秘密活动,以“现在是期逢末劫,人道能逢凶化吉”等妖言惑众。且以功德费、渡仙费等借机敛财,最多的一人竟交了银洋24元。当我们宣传借粮、支前,解放全中国时,他用“扶鸾”制造谣言,说是“今年十人会有九人死”,“太阳从西边出东边落”,“八路军(指解放军)最迟七八月被消灭”,“明年有五鬼(俄、美、英、法、日)闹中华”。当我们号召群众发展生产时,他们又散布谣言说:“不要种田,今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反正都是一场空。”
另一个则以做药材生意的“点传师”张善本为首,张善本是河南人,解放后才从河南过来,但发展很快,主要在药材行业和居民中活动。还有一个叫罗泰时的“点传师”,主要活动在三区株良、磁圭、路东及宜黄的几个乡。他到处造谣说:“南方遭火灾,北方遭水灾,蒋介石快要回来了,只有参加一贯道,飞机大炮才炸不死。”又说,“大难将到,有七七四十九天,黑暗天地,什么人都会吓死。只有敬了道,吃了血酒才能免此难”。叫人“不要种庄稼。七七四十九天黑暗天地,没有日夜”。“现在是人道遭劫,这劫比封神榜还要大三分。”“解放军天下不久,大劫到了,人要过米筛。”“大劫一到,有火烧天,天翻地乱。”“太阳从南边上,到北边落”等等。
现在看来,不过是些胡话、鬼话而已,但是,它一旦与迷信结合起来,进而控制了一些人的思想,便具有极强的杀伤性和极大的破坏力。必须在其为害之前适时将它们揭穿、扫除和处理,以避免尔后之大患。当时如此,即使是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的现在,仍不容疏忽、轻视。
还有一个柴门道,更为反动。柴门道是“同善社”的一个派系,其在南城的头目是大地主邱用光。这个组织对人民政府极端仇恨,它所设机构都是服务于武装暴动的,如军事股、经济股、总务股、交通股和采购股等。邱用光则频频去抚州、南丰及福建南平等9个县联络会众,准备“起事”。
据其采购股股长毛生堂交待:“邱用光叫我采购人,有多少采购多少;采购时要谨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叫我走乡下,或到街上调查军队、政府、武器、仓库和地形。邱用光说,你只管去做,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还叫我准备镰刀、菜刀、梭标,每人一样武器。”柴门道告诉其徒众,规定他们每人带一把雨伞,一把蒲扇。还要准备豆子和稻草;豆子用来“撒豆成兵”,稻草可“斩草成枪”。说是八路军的枪炮打过来,一念咒,雨伞一撑,蒲扇一扇,枪弹、炮弹就会打回去。还给徒众传授什么“消灾咒”、“枪炮不灵咒”、“挡子弹咒”、隐身法等。咒语极其荒唐,如说在暴动中万一被解放军子弹打中,出血不止,疼痛不已,可念“止血止痛咒”:“日出东方一滴油,手执钢鞭到西游。一声喝断长江水,手指红门血不流。”
现在看来,这都是些胡说八道、荒诞不经的东西,连三岁小儿都不会相信。只能说明,残暴而愚蠢的地主阶级在垂死挣扎之时,黔驴技穷,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甚至不惜自欺欺人。
然而,对这些反动会道门的破坏作用,一点也马虎不得。它们扰乱了社会秩序,阻碍了我们与群众的联系,配合了土匪、特务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像毒瘤般地危害社会肌体。因此,严厉取缔反动会道会,便成为剿匪反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区公安处对这一案件非常重视,处长李如皋特地将孙世昌召到抚州,具体分析案情,研究处理办法。并指出,邱用光是柴门道九县办事处的头子,也是暴动的总指挥,必须彻底弄清这个反动组织的真实面目和所有成员,争取群众,孤立首犯,坚决连根拔除。县公安局经过侦察、审讯、取证,以及大量的思想工作,柴门道被彻底清除,其罪行严重的头目被逮捕法办。当然,惩治只是针对个别最反动的头子,不涉及一般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
与此同时,一贯道和同善社这两个最大的也是最反动的会道门被取缔。之后,其它的封建会道门也随之解散。对参加过会道门的群众,均不追究其政治责任,而是进行一次普遍性的以革命与科学为内容的群众教育。这就不只是公安部门的事,而是全党、全社会都要下大力气来做的事。
作为党和人民扫除旧社会污秽的铁扫帚,公安部门的繁忙可想而知。这是一个“疯狂”工作的年代,每周上班7天,每天工作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大家都如此。前半夜布置侦察,接待“特情”;后半夜处理案件,提审犯人。
为了及时破案,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天亮时打个盹,8点钟胡乱喝碗稀饭又上班了。人少事多,只能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来“弥补”人手的不足。公安局组建时,仅3名干部。面对解放初期那么混乱复杂的局面,工作千头万绪。要保护人民,要镇压敌人。有那么多案子要破,那么多犯人要审,一个干部带
>>>点击查看《旭日》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