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军阀也是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税捐。
除了土地税即“赋”丁税(徭役)和其他的税负之外,真正给百姓造成负担沉重的祸首的却是“摊税”,摊税从字面上来说很是简单,分摊的税。督军或者下属大小军阀为了兴建工程或者扩充军备等各种名目需要筹款,就将所需款项按照县乡分配下去,然后或是按人头或是按田亩分摊下去到每家每户。
摊税没定例,征集也没有具体的法度,乡间有实力的官吏豪绅地主商户可以“承包”本地分摊的税额,然后加派一定的“辛苦费”下去收缴,辛苦费定额,如何确定纳税依据,额度,纳税针对的是人或者地都有这些承包人决定。
摊税的征集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征集对普通百姓的祸害可想而知了,但更严重的是摊税不仅没有定例,而且不是常例,何时收,收多少都有督军和下属随时而定,有时短时间就有好几拨。这样让下面的百姓如何活?山东逃难的难民大多不是逃天灾,多是逃这种**。
海防护军使署辖区仅在名义上是山东督军的下属,所以本辖区的军政民政经济司法等一切事宜都有护军使擅专,说白了就是辖区的土皇帝。不仅本辖区的税收除了盐税烟酒税等国税交由中央处理,其他税收捐厘全部由自己处置,而且如果胶济线路权从日本人那里收回,按照其辖区管段长度还要从路款中分成。
不仅如此,作为直属中央的海防师独立旅还要从陆军部那里获得军械军需以及从财政部那里获得军饷。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个很怪异的时期,直皖大战前的三年里作为对手死敌的直军奉军还要从段祺瑞掌握着的中央政府那里获取军需和军饷。应该不是“还要”是“还会”或者是“还能”。
新成立的中央政府无钱,无法足额给付海防师和独立旅的军饷以及军营部分军械军需的添置费用,以及护军使属的开办费,所以韩钟鸣作为陈剑锋的代表,讨价还价将所辖地区前五年内的盐税烟酒税和关税打包定额直接截留作为上述费用,后五年的上述税费作为护军使署以及所辖军队的经费,除了必须要的军械,中央政府不再给付经费。
在经过测算以后,财政部陆军部和相关的国外银行协商,关税盐税烟酒税这些大额税种已经全部抵押给外国银行了,所以涉及到这些税种的事宜,中央政府竟然不能擅专,必须先得到那边的首肯,外国银行掌握的数据甚至比中央政府还要详尽,看到这些地区的这部分收入极少就和中央政府确认答应了陈剑锋的要求。
陈剑锋笑死了,当然是乐得,这可是得了大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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