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①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得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一号山谷)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同,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来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阿兵。这自然是小名儿,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工作性质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几乎都排列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像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香气。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50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太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决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事,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得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的字体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像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陡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撼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陈二湖。1997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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