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 年,乾隆四十七年,云南大理,鸡足山。
一个身穿黄袍的和尚正在往南走,沿着澜沧江及其周边的银矿,他在云南和缅甸的山区传播自己「改良」过的大乘教。
鸡足山位于滇西北,因为从高空俯瞰形似鸡的一足三爪而得名。除了鸡足,这座山更有名之处在于,自南宋后它便是一座佛教名山。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此交汇,大批名僧聚集于此,信徒无数。到乾隆年间,鸡足山大乘教已经发展成为跨越云南、贵州、湖南、四川、江西、江苏及运河沿线的巨大网络。
Google 鸡足山地形图
不断蔓延的鸡足山大乘教让朝廷感到了威胁。乾隆十一年(1746),云贵总督破获鸡足山大乘教案,拘捕 1500 名大乘教和尚,其余僧侣被迫流亡,从小在鸡足山长大的杨德渊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于传统佛教,杨德渊传播的鸡足山大乘教把儒、释、道「三教合一」,最典型的特点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并以转世「佛王」的方式传承统治。
依靠结交上层头人和救治底层穷人,杨德渊的传教事业在拉祜族聚集的澜沧山区飞速发展,拉祜人把他称为「阿巴姑」(神仙)。勐允土司的一位头人不仅请杨来传教,还要求村民必须皈依,否则不许在管辖地居住。由于杨德渊对澜沧人心理的巨大影响,他被尊为「改心和尚」,澜沧江西岸的大片地区以上改心、下改心命名。他招收弟子三百多人,其中最著名、被认为继承了他的衣钵的,是一个汉族移民之子、俗名张辅国的武术教练。他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
铜金。
传统上,澜沧山区是拉祜族的聚居区。拉祜族是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此外还有汉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十几种民族,而绝大多数拉祜族都生活在澜沧江以西。他们的故乡在澜沧江东岸,清朝的压榨迫使他们举族西迁。
根据《拉祜族简史》,拉祜族有「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在遭到严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往往举族大迁徙。」不同于文明程度较高的傣族、白族,历史上,拉祜族极少建立政权,极频繁地迁徙移民。他们的民族传说《牡帕密帕》中这样唱道:
有三条狗尾巴毛那么多的拉祜从东路迁徙
有三碗苏子籽种那么多的拉祜从西路迁徙
当他们渡过纳古够河之后
河水三天三夜浑浊不清
直到 18 世纪,拉祜人都按原始的血缘聚居,没有官员,也没有衙门。他们宁可倒退回森林,重新过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生活,也不愿接受政府的压榨。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说,拉祜人是典型的「无政权民族」。
但铜金及其传播的佛教迅速改变了这一点。1790 年,杨德渊在澜沧南栅村修建中心佛寺,杨死后,铜金继承了南栅佛寺的控制权。他们请来内地能工巧匠建起了有拉祜特点的佛房,在澜沧、双江建造中心佛房 50 多个,村寨佛房 500 多个。他们把佛教和拉祜族原始信仰相结合,杨德渊被称作「佛祖帕」,与拉祜族崇拜的天神厄沙齐名。同时,把农耕文化植入佛教中,每年三次的佛教节日,「佛王」都会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就连教义也本土化,不再是清静无为、寄托来世,而是在佛祖的领导下抵抗清朝和土司的奴役剥削。
1796 年,嘉庆登基。威远一带发生饥荒,拉祜族起义,反抗清朝暴政。起义军借助铜金的宗教影响,利用村寨佛房进行军事动员。
1799 年,铜金已成为澜沧江西岸山区公认的「佛王」。年底,拉祜族再度起义,铜金举行了佛教盛典仪式,组织起了一支五万余人的起义队伍。
此时,在澜沧江边,铜金建立的坝卡堡垒控制了澜沧江渡口和周围的山谷,由三层木栅和深壕沟围护,号称统领千户居民、上万人口,坝卡堡垒内有数百间草房围绕着中心佛房,周围的五十多个村寨都能听从其指挥调动。在嘉庆五年(1800)的一次动乱中,铜金和尚从佤山调来了由头人李小老率领的约六百人的战士,他们全是铜金、铜登的信徒(马健雄,2018)。从此,澜沧和拉祜人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成为「三反之地,九反之民」,蜂起的起义让清廷头痛不已。
1800 年,因为镇压不力,清廷把原云贵总督撤职查办,任命书麟为新总督,采取堵、剿、抚并用的镇压政策。起义军首领被杀,部分队伍转入山区,铜金及其信徒投降。
澜沧江西岸山区森
>>>点击查看《风骚牧师》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