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黄埔卧底 第五卷 第四百一十七章(第3页/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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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一九二七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工人部部长。一九二七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与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编《**评论》。一九三一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十一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一九三八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四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只能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一九四六年四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四月十二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六月三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时被执行死刑，终年55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一九一七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一九二零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一九二零年十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一九二零年十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一九二零年十二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三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七月三十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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