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琵琶行》之后,白居易的文学创作,已然走到了尽头,再也难有经典或者爆款的诗篇呈上,就算妙手偶得,也无法突破《秦中吟》《长恨歌》等名作。
他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生平的诗句分了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在这四类里,白居易最看重讽喻诗与闲适诗,而偏偏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则是感伤诗与杂律诗,譬如《长恨歌》。
他叹息: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举世知音少,这样的孤独让他的创作热情日益减退,同时,由于仕途上的失意,让白居易从昔年的踌躇满志慢慢变得万念俱灰。
他自己都没灵魂了,又如何再给诗句赋予灵魂?
元和十四年,白居易调任忠州刺史,总算从闲置中解脱了出来。
可有时候,你期待的东西,若是迟到太久,纵然后来得到了,那也变了味儿。
白居易没了重整旗鼓的信心,对于仕途,他已经彻底放弃,甚至畏之如虎。
他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白居易,字乐天,乐天知命的意思,此时的他,逐渐沉浸在佛、道的精神领域里,过上了一种安静祥和的人生。
……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弑,朝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白居易曾是太子幕僚,如今太子登基,下旨将他召回京城。
白居易回到中央,先任司门员外郎,不久又转主客郎中,与此同时,他的好友如元稹、李绅、杨虞卿、杨汝士等,也先后否极泰来,纷纷荣任要职。
可白居易并没有因此而欢欣鼓舞。
他说: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
他之所以对宦途冷淡,是由于当今唐穆宗,本就有弑父夺位之嫌,登基之后,耽于嬉戏,丝毫不知民间疾苦,与他的父皇唐宪宗简直判若云泥。
而当时的官场,也拉开了党争的序幕,彼时朝野分牛、李二党,双方各据立场、互相倾轧,朝廷上的正事儿反而没人去做了。
唐代牛李党争之剧烈,几乎波及了当时整个的官场,而白居易却能独善其身,当一个特立独行的骑墙派。
这是因为,白居易在两党中都有熟人,比如牛党的领袖牛僧孺是他的门生,成员杨虞卿、杨汝士则是他的亲戚;而在李党这边,其骨干成员如元稹、李绅等人,都是和他当年一起搞新乐府运动的好哥们儿。
但每日目睹朝廷上的官员,做事不论是非,只看立场,大唐国运江河日下,白居易虽痛心疾首,但却无可奈何。
那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吧。
他主动向朝廷请求外放,说:我还是去杭州当个刺史吧。
长庆二年,白居易主动跳离了中央的党争旋涡,跑去了杭州,他后来有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回忆起了这段日子: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如果说,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之前,他的思想叫激进的民本主义,而如今,他的思想开始转向所谓的中隐主义。
什么叫中隐?
就是虽然身在仕途,可心已在田园,功名利禄,早已看作浮云而已。
他说: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
一言以蔽之:佛系当官。
如果要理解白居易此时的心态,那首必背的《钱塘湖春行》就可略见一斑: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你看这首诗里的恬淡氛围,哪还有当年「决死犯天威」的气势?
或许有人问: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懒政呢?
当然不是。
白居易虽看淡仕途,没了早年间的进取之心,但在杭州刺史的任上,他依旧尽职尽责,比如他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后来的杭州百姓为了怀念他,还专门把原来的「白沙堤」改名为「白堤」,现如今更是成了西湖的名胜。
不久朝堂又逢变故,唐穆宗驾崩,唐敬宗继位,新皇帝年少无知,整日只知嬉闹玩耍,朝政被奸臣李逢吉把持,加之党争倾轧日益严重,白居易更是对朝廷不再抱有希望。
他不想再回到长安那个是非之地,故而走了牛党领袖牛僧孺的路子,得以分司东都,转任洛阳,过一段时间后,白居易又再度南下,出任苏州刺史。
一年之后,白居易身染重病,有一个晚上,他梦到自己被贬官岭南,在泥雨中艰难跋涉,从噩梦中惊醒,他还心有余悸,对官场险恶,他彻底地不再留恋了。
他说: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
当年的五月,白居易主动辞去刺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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