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辞了。当晚,他去见了公证人,第二天又通过报纸刊登了他的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来,这所有的一切要求都是完全合法的。第三天,针对他的调查开始了,他被预审法官传唤到了法庭。
对付他,这是恰当的用语。当然,人们找不到他说谎的证据。不过他能证明前一个月由于生病,他一直卧病在床,一位女佣人照料着他,他病情好转之后就直接到巴黎来了。但他在巴黎都干了些什么事,他见过什么人,又是从什么人手中拿到的报告和化学公式,对于这些问题,他都避重就轻没有作出解释。
他甚至不想解释。
“我必须得遵守承诺。”他说,“我答应那些人不会透露他们的身份。”
这些话明显是马西聂克先生的顾虑!都是谎言,不难看出对吗?这都是他的托词,但是,尽管他很令人怀疑,可是没有证据又如何能控告他呢?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人们慢慢把马西聂克先生和那两个人合谋的事忘在了脑后。过去司法机关经常拖延、延迟,使那些遗产继承人享有权利的法律期限变得很长。现在来看,这些习惯也不见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人们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那个神秘的秘密上面,只想尽快看到那个秘密。
梯形实验室的钥匙被马西聂克保管着,他怕别人使用阴谋和诡计,他重新组织工人带进实验室里进行施工。如果他要去巴黎,他会设法甩掉监视他的警察,除此之外,他回来的时候还经常带回来一些铁罐和玻璃瓶,这些东西都用布小心地包着。
在开幕典礼到来前夕,警察对于有关马西聂克先生、韦勒莫、凶手和勃朗勒的情况所知仍旧寥寥无几。对于叔叔的死、他的发明和他留在围地里的字母的探查也没有丝毫的进展。而我描述的关于围地里墙壁上出现的那些奇异的幻象,大家要么认为我是在撒谎,要么则盲目地信任我。归根结底,大家对于事情的真相还是一无所知。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短短几个小时,梯形实验室里那一千个座位的票全被抢空了。这些座位被几个观众合伙以每个座位一百法郎的价钱购走,又以两三倍的价钱卖掉。如果叔叔还活着,看到这个场景一定会高兴的。
五月十四日的前一夜,我整夜做噩梦,睡不好,不时惊醒。在黎明到来的时候,我坐在床上无法再入睡。在一片沉寂中响起几声乌鸦的叫声,与此同时我似乎还听见了门锁响动的声音,接着门好像被推开了。
那个人推门进了关闭的房间,那是叔叔的房间。我在叔叔去世后便搬到了那间房的隔壁。我和叔叔的房间用一道由玻璃制造并挂着红棉被的门隔开。我侧耳倾听,有椅子被搬动了,肯定有人在那边。这人显然不知我睡在房间的隔壁,但问题是他是如何进来的?
我下床穿上长裤,拿上小手枪,掀起门帘的一角。因为百叶窗关着,房间里很黑暗,起初我只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后来我悄悄地打开窗户,拉起百叶窗,让光线照进房间里。
我看见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背对着我。尽管她被一个褐色的毛斗篷包得严严实实,但我一眼就认出她是勃朗勒。
我感到惊愕的是她过去明朗而热情的面孔现在变得既苍白又悲伤,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可怜起她来。我甚至忘了她认识那两个人的嫌疑,也没有想她现在为什么回到这里来。只想着那苍白的面孔,发热的眼睛,她此刻的形象深深地触动了我。
她用手捂着胸口,大概是心跳动得很厉害,她甚至不得不扶着桌子,以此来稳住她那快要摔倒的身体。我可怜的勃朗勒!
她站稳之后,向四周看看,接着摇摇晃晃地朝壁炉走去,那里有两幅用金线的护条镶着的版画,它们挂在镜子的两边。她踩在一把椅子上,取下右边那幅画有阿朗贝尔肖像的版画。
她从椅子上下来后,立即仔细地看着框架的背面,背面用一块旧硬纸板封着,四周用粘着树胶的布条封住。勃朗勒用小刀割开布条,同时把硬纸板上的钉子撬起来。勃朗勒背对着我,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眼皮底下:在硬纸板和版画之间,有一张大纸,上面满是叔叔的字迹。
纸的最上方用红墨水画着三只眼睛的图形。
下面是一行黑色的大字:
探索研究的关键点,寄给侄儿报告的摘要。
然后就是密密麻麻的小字,由于字迹太小,我看不清楚了。
我也没时间去看了,勃朗勒只看了它一眼。确定是要找的文件后,她便立即折起那页纸,放在上衣口袋里,并重新放好版画的硬纸板,然后挂好版画。
她要走了吗?那她只能从原路离开,就要穿过诺埃尔·徳勒鲁房间里的梳洗间。我准备拦住她,于是抓住门柄堵在了门口。这时她朝叔叔的床走了过去,绝望地跪下并伸手抓住床单。
在安静的房间里传来了啜泣声。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教父……我可怜的教父……”
她激动地抓着床单,以前叔叔生病时,一直就是她在一旁照料叔叔。
她哭了很长时间,我忍不住走了进去。她转过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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