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这孩子是德国人的
女飞行员安娜在好心的波兰猎人赫尔卡母子和乌克兰人的帮助下,抱着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婴儿,靠一双脚走着回到了莫斯科。
当安娜抱着儿子,冒着大雪来到自家的住宅区时,她傻眼了。原来漂亮的几幢白色房子,变成了一堆瓦砾。她向人打听妈妈的下落,竟然没有人知道。一位胖胖的50岁左右的婶子一边围头巾,一边气愤地说:“是战争,是那场让人诅咒的战争,让我们失去了亲人和家园。”胖婶子抹着眼泪对安娜说:“当德国人的飞机像铺天盖地的乌鸦一样飞来时,惊慌失措的人们四下逃命。到处都是爆炸声和燃烧的火光,谁也不知道这废墟下面埋了多少人……”安娜的心碎了。妈妈,我慈祥的妈妈,难道你已经让这场战争夺去了生命吗?我不信,我不相信上帝这样残忍!
安娜在户籍管理机关给自己和孩子登记户口时,遭遇了尴尬。那天,寒风呼号,大雪纷纷扬扬。负责户籍登记的是一名长相靓丽的女警察和两名高大魁梧的男警察,那天来办事的群众不多。起初,那个长相漂亮的女警察待她非常热情,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并逗弄着安娜怀里婴儿的小脸蛋。但当人家从闲谈中得知她是从纳粹集中营跑出来的女战俘时,态度一下子变了。女警察那张生动活泼的笑脸,变得冷若冰霜。她一边公事公办式地让安娜填写表格,一边冷冷地问:
“姓名?”
“安娜·雅莉特凡科。”
“出生年月?”
“1921年8月。”
“籍贯?”
“莫斯科。”
“家庭成员?”
“父亲,罗列格·雅莉特凡科,军人,母亲阿佳诺娃,工人。”
“你什么时候入伍?”
“1941年7月。”
“什么兵种?”
“空军飞行员。”
“部队番号?”
“第586战斗机团。”
“你是怎样被德国人俘虏的?”
“……”
在当时的苏联,做了敌人的战俘,对一个人来说,是终身的耻辱和永远也抹不去的政治阴影,尤其是女性,更会被社会、政府和家庭看不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对安娜来说,是一场恶梦,一段心酸的往事,一次屈辱的经历,这是她心灵深处的伤疤。不愿有人去碰、去揭,一旦有人无意中触摸一下,便让她心如刀绞。面对女警察冷漠的提问,安娜冷冷地反问:“请问这与登记户口有关系?”
那个女警察“啪”地拍了下桌子,站起来指着安娜的鼻子吼道:
“你一个从波兰战俘营逃回来的女战俘,身份不明不白,我怎么给你上户口啊?”女警察愤怒的吼叫,吓坏了安娜怀里的婴儿,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安娜一边哄着婴儿,一边说:“什么叫身份不明不白?我告诉你,参军后,我是苏联防空军第586战斗机团的飞行员。战争期间,我一个人击落8架德国飞机。那时候你在哪儿?我是被德国人俘虏过,然而,在地狱一样的集中营里,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告诉你,我是清白的!”
两个女人的吵闹声,吸引得办事群众围了一圈。
那个身材高大的男警察见同事和一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吵得不可开交,连忙过来劝架。他和颜悦色地对安娜说:“安娜同志,像这种情况,必须要有退伍证明和部队关于你在战争期间的各种表现材料,还有你在战俘集中营的证人和证词。我们在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户籍政策,请你谅解一下。”安娜见这个男警察在知道她是战俘的身份后并没有歧视自己,便将自己入伍后怎样训练,怎样参加空中作战以及怎样被俘,又怎样在纳粹军医的帮助下逃出的往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安娜说:“我的团长是著名女飞行员玛利娜·罗丝科娃。1943年1月,罗丝科娃死于飞机失事,她死了以后,团长一职由瓦伦丁玛克夫少校接任。我的战友有卡莉雅·布达赖奇和女子王牌飞行员布达诺娃,我的中队长是阿历克赛·索罗门金,我在部队的绰号叫‘斯大林格勒的玫瑰花’。”那个男警察听了她的战争经历后,赞叹地说:“了不起,你真了不起!如果你能到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机团拿到你击落德军飞机的证明材料,给你上户口估计没有问题。不过,可以先给这个孩子把户口上了,请问孩子的父母叫什么名字?”男警察取出一份登记表填,抬起头又问了一遍:“请问孩子的父母叫什么?”安娜红着脸低声说:“我就是孩子的妈妈。”男警察“哦”了一声放下笔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孩子只有两三个月吧?”安娜点了点头。
“这孩子是你回国后生的?”
安娜摇了摇头说:“这孩子是在波兰出生的。”
“波兰?”男警察的眼睛瞪大了。
安娜痛苦地回忆说:“我从集中营逃出来以后,在犹太猎人赫尔卡母子的帮助下,生下了这孩子。”
男警察的脸上浮出一丝鄙夷的神色。他冷冷地问:“那这孩子的父亲呢?他是谁?”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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