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张士荣比张士诚年长几岁。这人一上年纪，就越来越没有斗志，自身的牵绊就越来越多，开拓进取的精神就没有了。 因此，造反派往往都是少壮派，很少有年纪较长的人还带头造反的。 比如这张士诚起兵时，三十二岁；陈友谅投靠徐寿辉的起义军时，三十一岁；朱元璋投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时，还不满二十六岁。 我相信在当时的社会中，肯定会有一些人比他们三个更有威望，更有资历。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后来成了反元的三大主力？ 正是因为他们还年轻，有敢打敢冲的精神。 更鲜明的例子，可以看一看唐朝。起初高祖李渊并不打算起兵反隋，而是他的儿子李世民一个劲儿地撺掇着父亲起兵，最后才成就了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王朝。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和平时期，年轻人没有年长的人有优势。 但在社会变革、转型或社会重新洗牌的时期，往往是年轻人主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他们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改变了历史，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无疑，张士诚成了主宰这一时期历史的风云人物。 这年年初，张士诚等十八人带领着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 他们打死了平时经常欺压他们的盐警和一些富户恶霸，攻下了泰州，偷袭占据了高邮。张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 而张士诚的堂兄张士荣在这年年初并没跟着他起兵造反，而是去找周庄的沈富。 当时，沈富在江淮一带倒腾粮食、丝绸，小有名气。 据说当时吴地的巨富陆道源见沈富是个经商奇才，还时常照顾这个年轻小后生做几笔生意，并称赞这沈富是这一带万户之中的三秀。因此当时在一些贩夫走卒之中，也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沈万三”、“沈三秀”。 这张士荣去找沈富，是因为张士诚一心忙着他的起义大业了，没人带他贩私盐了。而他张士荣自己可没这个能耐，因此他想找个老板，因此就选中了年轻的沈富。 而当时的沈富也是一心想在经商中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光是倒腾粮食、丝绸等农产品，利润太低。听说张士荣以前是倒腾私盐的，他也就动了心。 毕竟这私盐利润可观。虽然当时盐铁是禁止私营，但当时的元朝已是大厦将倾，各地农民起义的屁股都来不及擦，这查禁私盐的事儿比起以前就放松得太多了。 二人是一拍即合，迅速在江淮一带倒腾起了私盐。不到半年时间，他们还是挣了不少钱。沈富还花了大本钱，自己打了条船，也就是这次被风刮沉在鄱阳湖的船。 俗话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之人”，正在沈富把倒腾私盐之事进行得越来越顺利之时，这年夏天，一个更大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因为又有一个人来找他，这个人叫汪耀南，元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出生。 当时，汪耀南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他为什么要来找沈富？ 因为他是为了他的父亲汪大渊。 汪大渊，龙兴路南昌府人氏，字焕章，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出生。 元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还不满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 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 第二年，汪大渊回到家乡成亲。 元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汪大渊离别已有孕在身的妻子，第二次从泉州出航。 这次出海，他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 也就是在这一年，汪耀南出生了。 两年后，元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 汪大渊才返回泉州。 汪大渊远航回到家乡南昌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 为了在当时的社会宣扬航海事业的科学性，汪大渊还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 但在封建社会，这种宣扬科学的东西往往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南昌府的官员不仅查封了此书，还要抓捕汪大渊。 不得已，汪大渊于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再次逃往泉州。 时任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正在修郡志，对汪大渊的《岛夷志》大将赞赏，便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 偰玉立还让汪大渊躲藏在自己家中，对他是非常照顾。 但后来还是不慎走漏了消息。不得已，偰玉立安排汪大渊再次上了一艘开往南洋的远洋商船，并告诫他终身不要再回来。 汪大渊迫于无奈，只好一去不回。但临走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和独子汪耀南留下一封书信，让偰玉立有机会转交给他们。 偰玉立在送走汪大渊后，对外宣称汪大渊已染疾而死。并从大牢已死的死刑犯中找出一人冒名顶替，将之火化，骨灰送往南昌府汪大渊的老家。 偰玉立又暗中派人将汪大渊的书信交给了汪耀南。 元至正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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